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词的上片写“老大逢春”的情绪。开拍三句，写春社时节，风和日暖，春光明媚，清波悠远，杨柳依依，青草繁茂。这是芳春景色，生趣盎然，令人振奋。然而词人却恰恰相反，精神并不蓣奋，甚至情绪消沉。原因是：“老大逢春，情绪有谁知。”“逢春”是触媒，“老大”才是根源。此时的词人已是古稀老人，青春已被岁月消磨殆尽，生机活力正被衰老蚕食着，“老大”落寞伤感的情绪，当然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无法理解的。心境如此，所处的环境又是“竹箔四垂，庭院静，次独处，燕双飞”。竹帘四垂，言与外界隔绝，很少有人来往，故庭院里十分寂静。后两句意从五代翁宏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宫词》）化出，言词人独处其间，只有那忙着筑巢的春燕双双飞出飞进。这里情中写景，以景衬情。用双飞之燕衬独处之人，足见其孤独寂寞；以动衬静，愈见境静，映衬出其心境之落寞凄凉。

　　下片写人的活动。换头“怯寒未敢试春衣”与上片“老大逢春”相应，丝丝人扣：因“老大”而“怯寒”；因“逢春”尚寒而“未敢试春衣”。这里既写出了年届七十、年迈体衰之老人对节候的切身感受，也暗寓着主人公的情绪低落，真实入情。正因为如此，在春社这个游览踏青的大好时节，这位老人却“踏青时， 懒追随”。一个“懒”字，刻画出老人力不从心、意懒心灰的情态和无可奈何的心情。那么，老人来打发这个“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春社节日的作法是：“野蔌山杀，村酿可从宜”。即是说，只要有点山野风味的酒食就可以了。这里作者强调的是：蔌以“野”、骰以“山”、酿（酒）以“村”为宜。 用字准确，既有聊遣愁怀的一面，也有追求雅趣的一面，疏淡别致。煞拍三句，以描述人的心态作结：“不向花边拚一醉，花不语，笑人痴”。已经有了野蔌、山骰、村酒，老人本想”酩酊酬佳节”，独坐“花边拚醉”，只是担心“花不语，笑人痴”，而只好作罢。可见作者人老心不老，犹想学少年的情怀。着直表心迹，振起全篇。

　　这首词体现词人“惟婉转妩媚为善”的词作主张，景中见情，情中写景，情景交融。写出“老大逢春”的种种心态和微妙的“情绪”，真实生动而富有情趣。在遣词用字上颇具匠心。如开篇连用“渺渺”、“晖晖”、“依依”、“离离”四个叠字句，渲染春光；“野”、“山”、“村”字都移易不得，具见精神。又有频用前人的诗句，化繁为简，意蕴不减。结拍用拟人手法，化无情为有情，妙趣横生，余味隽永。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