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国维最有名的一首词,其隐喻多义的文学意象、自然流露的哲理思致和悲天悯人的意识形态,在《人间词》中最具代表性。
判断一首词有无言外之意,要看作者的身世经历和思想状态,还要看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更要看作品本身的口吻和姿态。为什么说这首词不是一首传统性质的思妇之作,而是包含了哲理与意识形态之隐喻的作品?因为,当我们读到“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这一句的时候,会强烈感觉到: 那“陌上楼头”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当有了这种感受,再品味整首词就会发现,这首词几乎每一句都包含隐喻之义。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这是写思妇居住的环境。古人常以居处之高来象征楼内人的高洁与脱俗,所以这是在烘托人物形象。“临大道”,是为引出下一句“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轻雷”是指大道上的车马声。杜甫《乐游园歌》云 “白日雷霆夹城仗”,李商隐《无题》诗云 “车走雷声语未通”,都以雷声形容大道上的车马声。“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的是思妇,那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美丽女子,站在高楼上盼望爱人归来,颇有温庭筠《望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的意味。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角度看,则这上半阕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思妇词。
下半阙“一霎车尘生树杪”的意思是说:楼上的思妇注意着远方驰来的每一辆车子,希望有一辆是她爱人乘坐的。但那些车子都没有在楼前停下,而向前驰去,只留下令人失望的车尘。所谓“尘”,其实是一种污染。那京洛的尘土是用来比喻世俗污染的。楼外的行人固然避不过,楼上的观察者也避不过。
“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老”字,有零落凋伤的意思。你可以是清高的也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只要你没有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所爱和所关怀的人和事,你就无法摆脱同他们一起零落的命运。所以,此句是出自苦难众生的叹息,是自古至今所有善于观察人生却无力把握命运的智者的共同悲哀。此句颇似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词中“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
“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傍晚时下起雨来,明天大街上将到处是污水与泥泞,路人将如何行走?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不也一样贯穿着许许多多无常的变化吗?此句极着力,极曲折。用意难明,焉能谓之“不隔”?虽然“隔”,亦不失为佳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老庄之徒,他们总是站在高高的云端,讽刺嘲笑这个世界的庸常和忙碌;另一类是儒家之徒,他们从感情上与这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理智上又不接受这个世界的肮脏,他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却又常常遭受到沉重的甚至致命的打击。王国维属于后一类。他在词中登高望远,但他的视线永远关注着人间而不是天上。
从高楼俯视大道,会产生这么多联想,大概也只有王国维这种兼有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人才能做到。其实他还写过一首咏蚕诗,诗中说,蚕辛辛苦苦操劳,繁殖子孙,然后再“辗转周复始”,它这一生到底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人之不同于其他生物,是因为人有理想而且有实现理想的智慧。但人的短暂一生往往不但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还要忍受许多苦难。这当然是一种悲观的人生观,也许是应该被批判的。但须看到,王国维的这种悲观正是由于他对人生的极度执著造成的。楼中那个窈窕女子,尽管楼外有“轻雷”的噪音,有“树杪”的车尘,有“薄晚”的风雨,有“明朝”的流潦,但她所关怀、所期待、所爱的,仍然都在楼外的大地而不在飘渺的虚空,她与大地上的那个世界始终休戚相关。
这首咏物诗热情赞颂了松树不畏严寒,不惧满雪淫威,刚劲挺拔,四季葱翠的高尚品格,对艳丽一时花开易谢的桃李给予辛辣的讽刺,寄寓了诗人高远的政治抱负,表达了对社会上庸俗浅薄之徒的鄙视。此诗虽非上乘,但仍清新隽永,颇有韵味。
诗人同情小松的“寂寞”:在阳春三月桃李争艳的季节,它孤独地挺立在庭院中,被人冷落。诗人又赞赏它的无私:在盛夏炎日中,它默默地以“细叶轻荫”给人们带来满座的清风。诗人更欣赏的是在那满雪凛冽的严冬,它非但没有枯黄,倒愈显得郁都葱葱。
开篇这四句,通过对小松四时遭际的描绘,写出了它坚贞挺拔、不随流俗、傲满斗雪的风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咏的不是繁叶如云盖,老枝似盘虬的老松,而是一株枝叶未茂的小松,因此诗人很精心地用一“秀”字来形容它,令人想到其枝干的纤细,柔韧,犹如一位英俊少年亭亭玉立于庭院之中。同样,以“细”状其叶,以“轻”状其荫,都是抓住了小松不同于老松的特征而加以刻画的。从“秀”、“细”、“轻”这几个字眼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爱怜之情。
后面的四句写诗人对小松的殷切期待:百花虽盛,但好景不长。花开花落,“一年几变枯荣事”。而小松独耐寂寞,不管春风秋雨、夏炎冬寒,锤炼其坚贞之性。待到它长成百尺苍松之时,即可成就其栋梁之功了。百花本是“一岁一枯荣”(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而诗人在这里却说“一年几变”。这是夸大百花“枯荣”之易来强调小松成材之难,以百花之“变”来反衬小松之坚定。
最后,诗人对那些不知“怜”松、只会赏花的“西园车马客”说:“等到雪飞满落的季节,百花纷纷凋零,你们将感到悲哀失望了。”语气间充满了对小松必定成材的信心,“怜”松之情溢于言表。
在表现手法上,此诗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对比手法的运用。诗中以桃李春日之盛来衬托小松的“孤秀”,以桃李冬日之“摇落”来衬托小松的“青葱”,以桃李的“枯荣事”来衬托小松的“柱石功”,使小松的刚劲挺拔、生动勃勃表现得格外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
清代王士祯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带经堂诗话》)。此诗全篇八句,未着一“松”字,却句句写松,不仅写小松的形貌,还写了小松的品格、精神,更妙的是还通过写松来写人。反复吟诵,字里行间仿佛挺立着一个抱志守节,傲岸不屈的正人君子的身影,在他的周围是一群趋炎附势的西园赏花客。“怜”松即怜人也。似彼似此,不即不离,正是此诗艺术表现的高妙之处。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这首诗的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颔联引用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颈联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思念的信息;尾联接颈联而写,在视觉上为作者传达思念的信息。此诗只有首联实写杨柳,其余皆用比、用兴,曲尽其妙。
此诗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为其“千条”“丝”的主旨作了基本确定。颔联引用了“静婉”“娇娆”两则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联间头文字“香”影”体现了其生理特征。
如果说前两联表现为自娱自乐的“思”。自颈联始,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信息。具体用吹奏羌笛和流莺“百啭”,呼唤“最高枝”。作为对高官比喻,除了皇上只有一人之下万之上的宰相才算得上“最高枝”。除此外,还要委托众宫九街上的如雪柳絮,越过宫墙,在视觉上为他们传达思念的信息。
综上,此诗正如沈约词《江南弄·阳春曲》所描述:“弦伤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见。”故后两联发起的行为就是为了使致“思”的对象知。如此“思”才能落到实处,从而获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