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首诗是诗人韦应物在秋雨之夜、归思正深之际，听到自远而近的雁叫声，有感而作。此诗描写了由远飞的大雁引起游子对故土的怀念，表达了诗人思乡之情。全诗语言质朴自然，意境凄切古澹。
“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首二句言诗人雨夜思归。秋天的雨夜漫长而又寂寥，诗人独坐在高斋之中，孤灯长伴，孤影为侣，静静地听着外面渐渐沥沥的秋雨。窗外一片漆黑，只有雨打梧桐的声音。孤清的夜，深秋的凄寒，还有空寂的高斋，在这样一种萧瑟凄寂的环境气氛之中，诗人不免要触动羁旅他乡、远游为宦的思乡情思。诗人的家乡在长安，而此时却在远离家乡两千余里的滁州为官，“眇”字反映诗人内心的无奈情态，因为云山阻隔、归路迢递，即使在白天登楼引颈也无法看到故园，更何况是暗夜沉沉。故园的渺远，本来就和归思的悠长构成正比，再加上这漫漫长夜、绵绵秋雨，就更使这“归思”无穷无已、悠然不尽了。“方悠”二字表明清寂的氛围，加深了思乡之愁。“哉”是诗人久恩难平的叹息，这个长长的叹息，道尽了无尽思念的深渊。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这两句言闻雁而归思愈浓。“淮南”与第一句的“故园”相对，由思念中的故园回到今天为宦的淮南，落笔高妙。“秋雨”交待独坐时的清凉环境，“夜”既是表明时间很晚，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从侧面显露诗人贬谪滁州的苦痛如同黑夜一般。正当怀乡之情不能自控的时候，独坐高斋的诗人又听到了自远而近的雁叫声。这声音在寂寥的秋雨之夜，显得分外凄清，撩动诗人无尽的乡愁，使因思乡而永夜不寐的诗人浮想联翩，触绪万端，更加悲怆万分。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对“闻雁”而引起的感触不着一字，留下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结尾。
沈德潜《说诗晬语》云：“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澹，并入化机。”“古澹”很好地概括了韦应物五言绝句的风格特征。在这首诗中，体现了诗人古澹的艺术风格。整首诗是一幅清淡的思乡图，清冷的夜晚，清凄的秋风，清寒的秋雨，清寂的高斋和清孤的人影，构成一种高古澹远的意境。
此诗结构巧夺天工，含蓄委婉，先写“故园”，后写“淮南”，先托出“悠”思，后衬以“雁”鸣，就是在这样巧妙的安排中，使诗歌很短，但人的情思却句句深入，层层递进。另外，诗歌的情思表面触发的是乡愁，但结合诗人被贬滁州的事实。还可以从诗歌中体会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又完美地融入到萧瑟凄清的秋声秋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