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以侍御史职多次上疏讽谏,触忤武后,不久便被诬下狱。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即调露元年),秋天,骆宾王遇赦出狱。是年冬,他即奔赴幽燕一带,侧身于军幕之中,决心报效国家。《易水送别》一诗,大约写于这一时期。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慕,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大苦闷。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此地指易水,易水源自河北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南界。壮士指荆轲,战国卫人,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奉命入秦刺杀秦王,太子丹和众宾客送他到易水岸边。临别时,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地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义无反顾,勇敢地启程。这位轻生重义、不畏强暴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诗人骆宾王长期怀才不遇,侘傺失志,亲身遭受武氏政权的迫害,爱国之志无从施展,因而在易水送友之际,自然地联想起古代君臣际会的悲壮故事,借咏史以喻今,为下面抒写怀抱创造了环境和气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两句,是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的感慨。昔时人即指荆轲。没,死亡。荆轲至秦庭,以匕首击秦王未中,被杀。这两句诗是用对句的形式,一古一今,一轻一重,一缓一急,既是咏史又是抒怀,充分肯定了古代英雄荆轲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的希望。陶渊明曾有《咏荆轲》诗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达了对荆轲的崇敬与惋惜之情。宾王此诗,同陶诗交相辉映,但在意境的创造上更为含蓄有味。“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寓意丰富,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首先,“寒”是客观的写景。此诗作于冬天,冬天北方的河水自然是寒冷的。其次,“寒”是对历史的反思。荆轲这样的古代英雄,虽然奇功不就,但也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是怀着深切缅怀之情的。荆轲其人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了。可这位英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风义概还在,作为历史见证的易水河还在。诗人面对着易水寒波,仿佛古代英雄所唱的悲凉激越的告别歌声还萦绕在耳边,使人凛然而产生一种奋发之情。复次,“寒”也是对现实的概括。诗人于易水岸边送别友人,不仅感到水冷气寒,而且更加觉得意冷心寒。“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咏怀)的骆宾王,有着远大志向,他愿洒满腔热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现实是“天子不见知,群公讵相识”(《夏曰游德州赠高四》),生不逢时,沉沦寂寞,诗人心中充满孤愤不平之气,如易水河一样,悠悠不尽。诗人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孤独中,只好向知心好友倾诉难酬的抱负和无尽的愤懑。诗人感怀荆轲之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也是将别时对友人的一种激励。
这首诗的中心在第四句,尤其是诗尾的“寒”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寒”字,寓情于景,以景结情,因意构象,用象显意。景和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绘,情和意,是诗人对客观对象在审美上的认识和感受。正如古人所说:“象者,出意者也。”诗人在自然对象当中,读者在艺术对象当中。发现了美的客观存在,发现了生命和人格的伟大表现,从而把这种主观的情和意,转移到客观的景和象上,给自然和艺术以生命,给客观事物赋予主观的灵魂,这就是诗歌创作和欣赏当中的“移情作用”。“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物质符号,这是此诗创作最为成功之处。这首诗题为送别,可又没有交待所别之人和所别之事,全诗纯为咏史抒怀之作。但吟诵全诗,那种“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别场景如在目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咏的历史本身就是壮别,这同诗人送友在事件上是相同的。而古今送别均为易水河岸,在地点上也是相同的。易水跨越古今,诗歌超越了时空,全诗融为一体。一古一今,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交待,最后统一在“今日水犹寒”的“寒”字上,诗的构思是极为巧妙的。
这首诗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初唐委靡纤弱的诗风影响,标志着唐代五言绝句的成熟,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拓了道路。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小令首句点明了相遇的地点。纳兰生于深庭豪门,辘轳金井本是极常见的事物,但从词句一开始,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井台在他心里就不一般了。“正是”二字,托出了分量。纳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使用“辘轳金井”这一意象,如“淅沥暗风飘金井,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忆江南》),“绿荫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虞美人》)。玉虎,辘轳也。 “满砌落花红冷”既渲染了辘轳金井之地的环境浪漫,又点明了相遇的时节。金井周围的石阶上层层落红铺砌,使人不忍践踏,而满地的落英又不可遏止地勾起了词人善感的心绪。常人以落红喻无情物,红色本是暖色调,“落红”便反其意而用,既是他自己寂寞阑珊的心情写照,也是词中所描写的恋爱的最终必然的结局的象征吧。最美最动人的事物旋即就如落花飘堕,不可挽留地消逝,余韵袅袅杳杳。
在这阑珊的暮春时节,两人突然相逢,“蓦地”是何等的惊奇,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故而这种情是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也不可阻拦的。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前提下,一见钟情所带来的冲击无法想象。可是,恋人的心是最不可捉摸的,“心事眼波难定”,惊鸿一瞥的美好情感转而制造了更多的内心纷扰,所以,“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一直转而下的心理变化,正是刹那间的欣喜浸入了绵绵不尽的忧愁和疑惑中——对方的心思无法琢磨,未来的不可测又添上了一份恐慌,于是,深宵的青灯旁、孤枕畔,又多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人儿。
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开篇就收录了这首词并对其有自己的体味。书中是这样说的,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眼波心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簟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怀才不遇、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型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无须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文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名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罪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境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共度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簟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
诗词联想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都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凉》,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应该是写于被贬黄州之时。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抒写了远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见到豪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
诗句赏析
词一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虽然苏轼诗词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但或是自我排遣之语,或为往古来今之思,读来往往觉其放达,而不觉其悲切。此处却不然,以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写出,加上几度秋凉之问,风叶鸣廊,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益觉开凉浮生若梦的感叹,并非看破红尘的彻悟,而是对自身遭际有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
“世事一场大梦”中的“世事”既可以指具体的历史实事,即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事情,亦可以理解为苏轼对人生命运的抽象意义的认识。“世事如梦”,“人生如梦”,一切皆如白驹过隙,雪后飞鸿,人生只是天地间偶然的飘蓬,所以不可执着于现实中的得失荣辱,而应超脱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使自己内心趋于平衡。“人生几度秋凉”,用“新凉”指又一个秋天的来临,并且突出了秋天乍到的“新”,可见诗人对节候变化的敏感,时间的流逝磨蚀着有限的生命,词人由此产生出真挚的惜时之情。“新凉”亦指诗人再次遭到排挤打击的人生际遇,用一个“凉”字,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凄凉之情,所以,“人生几度秋凉”不仅指自然节候的变化,同时也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变幻莫测。这句话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谓叹,寄意深刻,韵味悠远。开凉两句词远远不止是苏东坡在记叙一时一地之事,或是一己一身之感,而是借写具体的事实,表达他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生命运的深沉思忖。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凉鬓上。”在冷落清秋的夜里,凉风吹打着庭院里的树叶,在空旷的长廊里发出凄凉的回响。词人取过镜子,看见两鬓爬满了白发,“人生何处得秋霜?”词人由此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读者同样可以感觉到阵阵寒意袭来。
过片两句,更可见牢骚。“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酒贱”是因为“人贱”,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月明”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苏轼远贬黄州,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以这种自我嘲讽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乌台诗案”受苏轼牵连被贬的人太多,而苏轼也因此不愿连累友人,所以绝少与故人交往,这里的“客少”应是指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静寂的夜里,在这皓月当空之时,清秋的寒气阵阵袭人,此时,苏轼心中的孤独凄凉之感是难以排遣的。中秋月明,而明月总是被乌云遮去光芒。有人认为“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可见“月明多被云妨”一句写的是眼前实景,是自然现象,但似乎还有更深的内涵,是在借自然之景抒写他对社会环境的认识。这里隐含了作者深深的政治愤懑情绪,“云妨”比喻小人当道,欺瞒主上迷惑视听排斥忠良。作者为自己忠而被谤,谪居偏地黄州,政治抱负难于发挥而深感忧伤苦闷,而此情此景,唯有对月把孤盏聊以解忧愁了。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点出了作词的时间与主旨。“中秋”是传统意义上团聚的节日,苏轼选取“中秋”这一宴乐的节日作为背景,以虚笔中的乐景写哀情,使哀情为之更哀。“北望”点出了作词的主旨。“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据记载这首词下原有注释“寄子由”,可见苏轼此词是在中秋之夜写给其兄弟苏辙的。其实,苏轼当时政治上受迫害,孤苦寂寥,凄然北望之中,思弟之情,忧国之心,身世之感,或许交织在一起,作为欣赏者,也不妨抛开考证,作宽泛理解。苏轼晚年饱受政治打击,他多以佛、道思想来超然物外,以消解现实的苦闷,但此词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可见苏轼始终没能摆脱尘世的痛苦。在这热闹的中秋月明之时,唯一可以慰藉自己落寞孤寂情怀的是那真挚的手足深情。苏轼渴望着与兄弟一诉衷肠,无奈远贬黄州的他只能在北望中借明月遥寄相思。天涯同一月,相思两地情,遥望却不能与之相聚,明天却又要面临现实中太多的痛苦与无奈,苏轼因而陷入更为深沉的悲凉之中。
特点
整首词突出了一个“凉”字,以清寒的中秋之夜的凉风、明月与孤灯等情感意象,营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完美意境。苏轼借写节候之“凉”,抒写人生之“悲凉”,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与这首词意境与主旨相似的就是那首写于密州的词《水调歌凉·明月几时有》,在那首词中,苏轼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与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相比,两词都是借写景抒怀,都渲染了一个“寒”、“凉”情绪意境,给词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情感意韵。所不同的是前者在于指出节候之“清寒”,后者重在喻示人生之“凄凉”;前者写天上人间之“清寒”,后者写现实人间之“凄凉”;前者想象天上人间之“寒”以反衬人世间值得留恋,后者借人间之真情以慰藉自己“凄凉”的心灵。两词相得益彰,情韵悠远,表达了饱受政治打击的苏轼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
总结
苏轼这首词也寄寓了一定的哲理意味。但这种哲理意味是通过营造一个完美的审美意境传达出来的。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中秋之夜清寒的月色与空寂的长廊,孤独的词人身影与孤独的黯淡灯光,以及由此流露出来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思考与真挚的人世之恋,读者并不感觉到说理、议论的空洞与枯燥,而是为词中深沉的情感所打动,然后体验出作者蕴含于词中的哲理趣味。另外,苏轼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词人,然而这首词风格柔婉,可以看出苏轼的词风也有悲情婉约的一面,这种哀怨隐忍之作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