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下金龟三品绶，手中铜虎八州兵。
属鞬牧伯趋庭见，骑竹儿童塞路迎。
洪井主人今重士，肯教悬榻有尘生。
腰下金龟三品绶，手中铜虎八州兵。
属鞬牧伯趋庭见，骑竹儿童塞路迎。
洪井主人今重士，肯教悬榻有尘生。
全诗八句可分为两层，都围绕“还”字来写。前四句写还山的原因，后四句设想还山后的情景。
诗的开头两句说山中带出信来，告诉诗人眼下已是耕种时节。“昨日”，不一定是确指，也可能是前些日子。不说故友捎信而说“山有信”，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同时引出下文“还山”。隐居山中，时而读书，时而就种，魏晋以来一些隐居以求其志的士人们常常以这种方式生活，故信中以“耕种时”相告，催还之意自在其中。次两句紧承前两句，直接点出催还之意。“怪我还山迟”，乃是山中故友即“杜陵叟”“遥传”来的意思，用“遥传”，用“怪”，可见山中故友盼归之切，也看出诗人与他的情谊，故而不可不还。以上四句叙述，说自己当从速还山。
以下四句写还山后的情景，为诗人的设想。“独向潭上酌，无人林下期”，“潭上“林下”为高冠潭口的环境，“酌”和“期”为隐居之地的生活内容，说“独”，说“无”，可见诗人别弟还山后的孤独，其中透露出兄弟之间的深情。这两句虽是对别后情景的设想，但诗人也许在以往的山间生活中对此早有体验，因而不忍便与兄弟分别，“还山迟”的原因也许主要在于此。诗的最后两句仍设想还山后思念弟弟时的情景。“忆汝处”的“处”字，有彼时彼地之意。当诗人还山后想起弟弟的时候，既不能与弟弟同去潭边饮酒，又不能与弟弟携手林下同游，只能“闲卧对鸬鹚”，难以排遣的思念，难以割舍的留恋即在这一生活细节中含蓄地表现出来，不忍分别之情也就在其中了。也有人以为这后四句是转述杜陵叟的话，说杜陵里独处山间，如何思念诗人，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此篇便主要是写“杜陵叟”，似与别弟的意义不合。
这首诗写得极为平淡自然，很适于表达山问闲居情趣。而平淡自然中义含不尽之情。诗的前半写不得不归，后半写不忍便归，把故友之情、兄弟之情都表现得很含蓄，很真切。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这诗是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描写白石滩月夜景色，清新可喜，颇堪玩味。
白石滩，辋水边上由一片白石形成的浅滩，是著名的辋川二十景之一。王维的山水诗很注意表现景物的光线和色彩，这首诗就是用暗示的手法写月夜的光线。它通过刻画沉浸在月色中的景物，暗示出月光的皎洁、明亮。如头两句“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写滩上的水、水底的石和水中的蒲草，清晰如画。夜色之中，能看得如此分明，这正暗示月光的明亮。唯其月明，照彻滩水，水才能见其“清”，滩才能显其“浅”，而水底之石也才能现其“白”。不仅如此，从那铺满白石的水底，到那清澈透明的水面，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生长其中的绿蒲，它们长得又肥又嫩，差不多已可以用手满把地采摘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绿”字：光线稍弱，绿色就会发暗；能见其绿，足见月光特别明亮。月之明，水之清，蒲之绿，石之白，相映相衬，给人造成了极其鲜明的视觉感受。用笔都空灵、超妙。这正是司空图所推崇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的高境。
最后两句，诗人在白石滩上绘上了一群少女。她们有的家住水东，有的家住水西，都趁着月明之夜，来到这浅滩上洗衣浣纱。不言而喻，正是这皎洁的明月，才把她们吸引过来的。这就又借人物的活动中再衬明月一笔。由于这群浣纱少女的出现，幽静明媚的白石滩月夜，顿时生出开朗活泼的气氛，也带来了温馨甜美的生活气息，整幅画面都活起来了。这就又通过人物的行动，暗示了月光的明亮。这种写法，跟《鸟鸣涧》中的“月出惊山鸟”以鸟惊来写月明，颇相类似。
此诗的意境跟《山居秋暝》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近似，幽静而有生气，乡村生活气息颇浓，与《过香积寺》、《鹿柴》那一类诗的冷寂情调、意境是迥然有别的。
此诗前两句写诗人在白石滩白天所见的清秀景色，后两句写晚上所见的景物和人物活动。诗人淡淡几笔，勾勒出一幅清浅、明朗、柔和、优美的图画，足可见月之明，水之清，蒲之绿，石之白。画面清丽优雅，盎然生机、喜悦之情溢于言外。诗写清溪白石，语言也象清溪白石，洁净洗练，朴素圆实，富有生活气息，表现了一种自然、纯真的美，也寄托着诗人对这种自然、纯真的美的追求，流露出诗人特有的诗风。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