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画面艳丽清雅,风格秀逸清俊,音律回风舞雪,意蕴醇厚深远。虽然满眼都是花、桃、酒、醉等香艳字眼,却毫无低俗之气,反而笔力直透纸背,让人猛然一醒。唐寅诗画得力处正在于此,这首诗也正是唐寅的代表作。
诗歌前四句是叙事,说自己是隐居于苏州桃花坞地区桃花庵中的桃花仙人,种桃树、卖桃花沽酒是其生活的写照,这四句通过顶真的手法,有意突出“桃花”意象,借桃花隐喻隐士,鲜明地刻画了一位优游林下、洒脱风流、热爱人生、快活似神仙的隐者形象。
次四句描述了诗人与花为邻、以酒为友的生活,无论酒醒酒醉,始终不离开桃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时光流转、花开花落而初衷不改,这种对花与酒的执著正是对生命极度珍视的表现。
下面四句直接点出自己的生活愿望:不愿低三下四追随富贵之门、宁愿老死花间,尽管富者有车尘马足的乐趣,贫者自可与酒盏和花枝结缘。通过对比,写出了贫者与富者两种不同的人生乐趣。
接下去四句是议论,通过比较富贵和贫穷优缺点,深刻地揭示贫与富的辩证关系:表面上看富贵和贫穷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但实际上富者车马劳顿,不如贫者悠闲自得,如果以车马劳顿的富贵来换取贫者的闲适自在,作者认为是不可取的,这种蔑视功名富贵的价值观在人人追求富贵的年代无异于石破天惊,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超脱豁达的人生境界,是对人生的睿智选择,与富贵相连的必然是劳顿,钱可以买来享受却买不来闲适、诗意的人生,尽管贫穷却不失人生的乐趣、精神上的富足正是古代失意文人的人生写照。
通观全诗,层次清晰,语言浅近,回旋委婉,近乎民谣式的自言自语,然而就是这样的自言自语,却蕴涵的无限的艺术张力,给人以绵延的审美享受和强烈的认同感,不愧是唐寅诗中之最上乘者。这也正合了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的著名论断。
这首诗中最突出,给人印象最深的两个意象是“花”和“酒”。桃花,最早见诸文学作品,当于《诗经·周南》之《桃夭》篇,本意表达一种自由奔放的情感。而至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一出,桃花便更多地被用来表达隐逸情怀了。古代,桃还有驱鬼辟邪的意思,而“桃”与“逃” 谐音,因有避世之意。在唐寅的诗中,“桃花”这一意象频频出现。试举几例: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把酒对月歌》)
桑出罗兮柘出绫,绫罗妆束出娉婷。娉婷红粉歌金缕,歌与桃花柳絮听。 (《桑图》)
野店桃花万树低,春光多在画桥西。幽人自得寻芳兴,马背诗成路欲迷。 (《题画四首其一》)
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 (《桃花坞》)
草屋柴门无点尘,门前溪水绿粼粼。中间有甚堪图画,满坞桃花一醉人。 (《题画廿四首其十五》)
不难看出,例中桃花意象都是用来表达闲居和隐逸生活的。
“酒”,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士人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用来表达悲壮慷慨情怀,更与世事苍凉、傲岸不羁、独行特立结缘。晋有刘伶、嵇康,唐有“饮中八仙”,宋有东坡“把酒问青天”,而到了明代,又有了唐寅醉酒花下眠。
《暗香》、《疏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咏物词,曾被誉为姜夔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关于这两首词的题旨,过去有许多说法,但都难以指实。实际上,这两首词只不过是借物咏怀、即景言情的抒情诗,写的是作者所见所感,寄寓个人身世飘零和昔盛今衰的慨叹。 古代咏梅的诗词很多。但是,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说:“诗之赋梅,唯和靖(林逋)一联(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已,世非无诗,无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唯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张炎对林逋的《山园小梅》和姜夔《暗香》、《疏影》的评价是很高的。姜夔这两首词并不一定有什么重大社会价值,但它却能从现实的官感中引起诗兴,摘林逋著名诗句为词牌名,适当地提炼和化用某些与梅花有关的典故,并由此生发开去,立意超拔,另创新机,构思绵密,错综回环。而且能自度新曲,叮当成韵,铸词造句,意到语工,丽而不淫,雅而不涩,在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对这两首词扬之太高固然不当,抑之太下,恐亦非是。
《暗香》一词,以梅花为线索,通过回忆对比,抒写作者今昔之变和盛衰之感。全词可分为六层。上片,开篇至“不管清寒与攀摘”五句为第一层,从月下梅边吹笛引起对往事的回忆。那时,作者同美人在一起,折梅相赠,赋诗言情,境界何等幽雅,生活何等美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何逊而今渐老”两句,笔锋陡转,境界突变,作者年华已逝,诗情锐减,面对红梅,再雉有当年那种春风得意的词笔了。正如作者所说:“才因老尽,秀句君休觅”(《蓦山溪》)。与上五句相比,境界何等衰飒。这是第二层。从“但怪得”至上片结尾为第三层。这两句点题,写花木无知,多情依旧,把清冷的幽香照例送入词人的室内,浸透着周围的一切, 尽管你“忘却春风词笔”,却仍免不了撩起深长的情思,引起词人的诗兴。下片承此申写身世之感。从“江国”到“红萼无言耿相忆”是第四层,感情曲折细腻而又富于变化。换头,叙写独处异乡,空前冷清寂寞,内心情感波澜起伏:先是想折梅投赠,却又怕水远山遥,风雪隔阻,难以寄到;次想借酒浇愁,但面对盈盈翠盏,反而是“酒未到,先成泪”;最后,作者想从窗外红梅身上来寻求寄托并据以排遣胸中的别恨,然而引起的却是更加使人难以忘情的回忆。些少六句,三致意焉。“长忆曾携手处"”两句,是第五层,其中“千树压西湖寒碧”是词中的名句,境界幽美,词语精工,冷峻之中透露出热烈的气氛。这是前句“忆”字的具体发挥。这两句说明词人最难忘情的是西湖孤山的红梅,它傲雪迎霜,幽香袭人,压倒了凛冽的冬寒,似乎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携手共游,何等惬意!词脉发展至此,终于形成高潮。结尾两句又是一层,词笔顿时跌落,终于又出现了万花纷谢的肃杀景象。“几时见得”一句埋伏下许多情思,引起无限悬念。
这首词构思绵密,自出机抒。词的创作虽与林逋《山园小梅》有关,但其境界却远远超林逋的诗作,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也不相类。林诗“曲尽梅之体态”(见司马光《温公诗话》),陆词借梅比喻诗人的品德,姜夔这首词却织进了个人身世盛衰之感。但写法上却“不即不离”,看上去,似咏梅而实际并非咏梅,非咏梅而又句句与梅密切相关。正如张炎《词源》所说:“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姜夔词的“清空”也正表现在这里。其次是,对比照应,似纵旋收。作者本来以梅花为线索来抒写个人身世之感,但他善于把今昔盛衰之情捏在一起,在对比中交替进行,给人以强烈印象。如第一层写的是昔盛,第二层便接写今衰;第五层写昔盛,六层又以今衰作结。这二者形成强烈对照,境况十分鲜明。再次是,抒情写意,曲折尽致。这是一首抒情词,侧重于叙写词人激烈起伏的内心活动。以第四层为例,短短六句,却有三次转折,感情上的波澜回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是音节谐婉,字句精工。《暗香》、《疏影》与《扬州慢》一样,前无古人,纯属自创。这两首词经过歌伎演唱的实际检验,作者自认为“音节谐婉”。当时曲谱,今已不传,但读起来仍能琅琅上口,叮当成韵。如前所说,作者是很注意研辞炼句的。这首词,词句秀美,用字精工,“冷”、“压”的准确鲜明,虚字的恰当适度,都有益于诗意的增强。
此感慨身世、愤时嫉俗之作。此词与《贺新郎·拄杖重来约》乃同一时期的作品。这首词词上片写作者本来是功名之士,不争取功名,苦于无法实现恢复失地、唤醒俗士。作者对韩诧胄所倡议和禁止的事都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其实就是他反对党争反对学禁态度的明确表达。而下片借孔融推荐祢衡之事,写自己空老山中,更是把自己的思虑意识通过词句直接传达给韩诧胄党人。
上片开篇“三章约”,借司马相如、扬雄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功名、对儒术的厌弃心情。前贤费尽精神创作辞赋、多识古文奇字,竟落得那样的下场,说明了当下有识之士的困境。自己何不饮酒作乐,不谈功名之类的俗事。暗寓对功名的厌弃;结以“医俗士,苦无药”,表明了自己的对现状的不满,其愤世嫉俗之情可见。
下片以“孤鹗”自况,以“乘轩鹤”暗喻当朝执政者,回顾自己当年的超迈群伦、意气风发,慨叹而今落魄山中、穷愁不断。将当年之况与而今作对照,说明自己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表明对仕途已经绝望。结句即点出本意。
全词通篇议论,大量用典。但却不枯燥,不僵硬,风趣入妙,浑然天成,在曲折含蓄、虚实相生的笔锋中,抨击了统治者对人材的埋没,倾诉了平生的失意,读之使人扼腕,是散文化写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