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笼鹰自喻抒发了作者当年参加政治革新活动时的豪情壮志,以及失败后遭到迫害摧残的悲愤;渴望有朝一日能冲出樊笼,展翅高飞,实现其宏伟抱负。
诗的前半部分,极写鹰击长空,叱咤风云的雄姿。前两句“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说苍鹰不畏严寒,迎着曙光,上薄云天。“云披雾裂虹霓断,霹翻掣风驰”中的“凄风”、“严霜”这些冷色调的字眼,使整个画面弥漫着肃杀之气。而“虹霓”、“霹翻”等词,又平添几笔耀眼的暖色。“砉然劲翻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以粗放之笔写苍鹰的作为,“一剪”、“一攫”刚劲利索,可谓所向披靡。“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回顾时激昂”,以特写手法刻划苍鹰的神采,气宇轩昂,不同凡俗。这里的“荆枣”、“狐兔”既切合时景,又蕴含政治寓意。
柳宗元礼赞苍鹰,读者想要知道作者的真意,可从他坦陈心事的书信中寻找答案。《寄许京兆孟客书》云:“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友善,始奇其能,谓可以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免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为强,其素意如此也”。又云:“年少气锐,不识几徵,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得之,又何怪也?”这里虽有自轻自责的意思,但他并不讳言“永贞革新”之际,怀有济世救民的志向,期望“一心直遂”,取得成功。柳宗元少年得志,位居显要,那种卓厉的气概,就活似矫健的苍鹰。
诗的后半部分,写形势陡变,苍鹰突遭厄运,困蹇惶恐,日夕不安。“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以季节更替喻政局变化,以脱毛换羽暗指自身受到迫害。“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以狸鼠为患喻处境险恶,以寤寐不宁直抒胸中的积愤。柳宗元一朝谪废,饱尝奔窜禁锢之苦,形容自己犹如翼摧羽折,任人宰割的落难之鹰,是很自然的,也是很贴切的。诗的结尾两句“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是体现出诗人企盼“起废”的急切心情。这种心情在他的书信中再三再四的倾吐过。这首诗充分地展示了柳宗元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自信,及对迫害者的鄙视。
金元好问评柳诗云:“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论诗绝句》)一语道破了柳宗元诗歌感情深沉,弦外有音的特点。这首《笼鹰词》正体现了柳诗的这一特点。
这篇墓志铭作者选取了妻子王弗的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王弗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作者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了妻子王弗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此文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文章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之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讲述了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