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卖残牡丹”不能理解为“出卖残败的牡丹”,正确解读应为“卖剩下的牡丹”或“未卖出的牡丹”。此类句法在唐宋诗十分常见,例如乔知之的“床积读残书”,这里“读残书”不是指“阅读残破的书”,而是“读了一半是书”或“未读完的书”。再如许棐的诗联“仆温携剩酒,邻送卖残蔬”,邻居并非送来“残败的蔬菜”,而是“卖剩下的蔬菜”或“未卖出的蔬菜”。
此诗还是一首出色的咏物诗。此诗表面是咏牡丹花,实则是以牡丹自况,以物喻人,寄托着女诗人的身世之感,表现了诗人因清高不被赏识、因才高不被接纳的处境,道出了诗人衰微不幸的遭际和孤傲清洁的品格。全诗风格清婉,寄托深远。
此诗首句的“临风兴叹落花频”,“落花”并非指牡丹,而是晚春时纷纷飘落的普通花卉,用来点明季节。事实上,牡丹通常在其它花卉飘落的暮春时节开放。如李山甫《牡丹》一诗所云:“邀勒东风不早开,众芳飘后上楼台。”因此,首句的落花在诗中为第二、三联中盛开的牡丹起了反衬的作用。
牡丹在中国一直被誉为花之皇后。在唐代,尤其是在九至十世纪间,长安和洛阳人格外喜爱牡丹。暮春时节,牡丹到处开放和售卖,诗人们则外出欣赏和撰写赞美牡丹的诗。在鱼玄机的诗中,那些未卖出的牡丹是最出色的:她们的价格是最高的,故无人买得起。虽然她们未被卖出,这些骄傲的花仍然对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相信将来会被移植入皇家花园。她们最终将自己从失败者转为胜利者:缺乏眼光的王孙贵族将后悔未在还可得到她们时购买。
花是女性的古老象征。这些高尚的、美丽的牡丹可以看成是诗人自己的象征,花的购买者象征那些不诚实的情人,而在唐诗中皇家宫苑总是与天上宫苑成为同义词。与这些美丽的牡丹相似,鱼玄机也是未被赏识和“出售”,也与这些骄傲的牡丹相似,她相信自己的价值:她是无价之宝,只配居住于最崇高的地方——帝王的宫苑或天上的仙境(即道教的神仙世界)。这种自尊自重的、性别化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古女史上是十分突出的。明代批评家钟惺虽然仍然批评鱼玄机的自尊意识及对轻浮男子蔑视为不符合“正意”,但是他明显地表示了对她的遭遇的同情,及对她的感情和尊严的理解和赞赏。
整首诗都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一个简单的“潜”字带有悄悄地,不知不觉的意思,把那些悲伤、痛苦的情绪都掩埋其中。
鱼玄机以牡丹自喻,无人问津是因为标价太高;而那些蜂蝶难以亲近,却是因为香气过于浓郁。一方面倾诉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自视很高,难觅知音人,有卓尔不群之志。
诗中“红英”“翠叶”等词道出了女诗人非比寻常的身世,表现其纯洁清丽、一尘不染的孤傲品格。此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婚姻生活的悲慨,她将这无限的忿恨都寄托在了这牡丹倾泻出来。这样的诗句不禁让读者产生恻隐之心,为诗人的悲惨遭遇而伤心难过,同时也被诗人的不凡气度与品格所折服。
这首诗又是鱼玄机写得最多和最得心应手的七言律诗,中二联对牡丹形象的描绘对偶工致而含蕴丰富。传统诗论对此题材诗歌的要求是既生动描绘所咏之物的外在形相和内在精神,又将诗人或其他人的个性或情感投射于所咏之物。此诗完美地达成此两个目标。诗中不仅描绘了牡丹不同寻常的美丽外貌、香味和颜色,而且传达了她们的高尚品性、精神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诗中字字皆可读为既指牡丹,又指诗人,花即人,人即花,人花合一,不可分离。
这首词写南方渔翁的自在生涯。
开头三句写尽渔翁或出没于风雨之中,或回棹在碧湾之处的劳动情景;后三句写他自足自乐的旷达生活。也可以说词人身临其境,也陶醉融化在这个环境里了。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此诗描绘了一幅线条明快简洁且充满生机活力的淡墨山水图,借此来表达诗人渴望能早日摆脱世俗的一种坦荡淡泊的情怀。全诗风格平淡浑朴,采取象征手法,写景寓志,以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恬淡的胸怀与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言浅旨远,意在象外,寄托深厚,理趣盎然。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太平山上的白云泉清澈可人,白云自在舒卷,泉水从容奔流。
起句即点出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在苏州市西二十里。“此山在吴中最为崷崪高耸,一峰端正特立”(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五),“巍然特出,群峰拱揖”,岩石峻峭,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依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号称“吴中(今江苏苏州)第一水”,泉水清冽而晶莹,“自白乐天题一绝句”,“名遂显于世”(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山》)。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里暗中却呈现为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心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白云泉啊,你又何必冲下山去,给原本多事的人间再添波澜。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至二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十分繁忙冗杂,“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泉水,对照自己“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生。自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以后,济世的抱负和斗争的锐气渐渐减少,而“知足保和”、独善其身的思想则逐渐增加。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深深感到“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渴望能早日摆脱恼人的俗务。结尾两句流露出“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的情绪,集中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是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帘中却呈现为:“云自无心水自闲”。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澈,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