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这首诗是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晚唐后期,唐帝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时代的衰飒气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创作的诗句表现出一种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元好问借用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随春草斗输赢”来批评陆龟蒙等隐士生活在晚唐社会动荡时代,不作忧国感愤之辞而徒兴春草输赢的叹惜。这里也反映了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时是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的。不过陆龟蒙象古代许多隐士一样,并非真正忘怀世事,陆龟蒙也写过讽刺现实的作品如《新沙》、《筑城池》、《记稻鼠》等。
这篇赋主旨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控诉了古代社会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而常陷于进退两难处境的极大不幸,表达了作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的思想。全赋情理并茂,语言清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开篇“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诗人以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且独秀于万物起句,表现出入生并无二致的思想,但是由于人们的志趣不同,处世追求也各异,他们“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生活都以“常傲然以称情”为准则,称情适性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诗人一生所坚持的法则。但是时代的发展又总是超乎人的想象,上古“抱朴守静”的真淳廉洁退让的节操渐逝,代之而来的是大伪斯兴、世俗趋进的风气。上古的淳朴之风就此不复。人们也因驱驰不同而区分为各不相同的群体。那些热衷功名之士,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博得君王欢心,由此奸邪谗佞之徒辈出,“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所呈现出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人人自危,才智之士避政治而远之,纷纷“逃禄而归耕”。
诗人所言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自己的现实。或许诗人看惯了现世的虚伪狡诈之风,更或是自己内心的向往,慨然独倡“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的生存准则,而且要做一个“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真实的人。而历史上那些“怀琼而握兰”的孤独前行者,抱穷守节、矢志不渝者,他们的不遇局面完全是由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的混浊世风,还有“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的昏聩圣上造成的,文章对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给予最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在这种混浊的环境中,诗人提出自己“莫为善之可娱”的处世原则,也表达了自己面对虚伪狡诈的社会而不屑“逐其流而扬其波”,甘愿做一个孤独向善的真隐者的意愿。这是第一层。从“哀哉!士之不遇”进入第二层,在这一层中,诗人历数了圣贤不遇于时的事实,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点。张释之、冯唐虽然赖知己而终得升迁,颜回、伯夷好学行义而全其节,但却付出了“苦心而旷岁”“何死生之苦辛”的惨重代价,他们在人生不同追求的道路上荒弃了太多美好的时光,而没有给短促的生命找到快乐的注脚。这也就间接地肯定了诗人自己一贯坚持的人生短促、称性而活、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观,表现出生命是第一位的,一切的功名利禄只是外在的点缀而已的强烈的主体觉醒意识。
最后结尾自然是基于上述认识的自我心志的陈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指出了自己宁肯固穷,也不会为了虚幻的名利而委屈自己的主张,同时也表达了“谢良价于朝市”的归隐志向。
这是香菱所作的第三首咏月诗。
经过前面一番艰苦的探索之后,香菱终于摸到了做诗的门径,因此此诗一出,就顿放异彩,成为一首具有真正艺术美的作品。诗的首联起句就显得气势不凡:“精华欲掩料应难”,表面上言浓密的云雾终究难以遮盖纯净皎洁的月光,实则暗示象香菱这样才情横溢的女子总有一天会脱颖而出,从而传达了学诗必能成功的坚定信念。次句把月亮形象与诗人的身世紧紧的联系起来,咏月而又咏人,两者水乳交融。“影娟娟”写月亮修美的外形;“魄自寒”,指月质清寒的特性。犹如香菱姣好的容貌中深藏着一颗凄凉又寥落的苦心。这位精华灵秀所钟的薄命女儿,却不幸沦落为粗鄙陋俗的呆霸王薛蟠之小妾,她痛苦的泪水永远是流不远的。因而这种顾影自怜的幽怨之情调,便在诗的颈联中委曲的道出:“一片砧声千里白”,以“一片”与“千里”对举,让“砧声”与“皎月”浑融,既写出了地域之广远,又道出了愁思之绵长,而且这种愁思,乃是由砧声(即妇人们在月夜中的捣衣声)所引发的。这里隐曲地传出达了香菱对远在江南的丈夫薛蟠的思念之情,因为薛蟠虽然与她并无谐和恩爱之情份,但从名份上来说,他毕竟还是她的丈夫,何况香菱除了他以外,并无一个亲人。接下的“半轮鸡唱”一句,仍然以景托情,则此时因见时光流逝而尝尽了不眠滋味的这位女诗人,便把满怀的愁绪,一腔的心事,尽托付这默默无言的半轮残月中,使客观的“月”与主观的“情”得到有机的融合,达到了诗美学上所谓“不隔”的艺术境界。
诗的颈联又在境界上作深一层的开掘,让这种深沉的哀愁扩散开来,使之具有更有为普遍的意义:同一个凄清的月夜,不知有多少身穿绿蓑的游子漂泊江上,因闻笛声而垂涕;又不知有多少红袖佳人徘徊楼头,倦倚栏杆而出神。因而这月夜中的愁思,就不仅是属于香菱本人的,也还是属于千千万万个与香菱有着同样的遭遇的伤心人的!这乃是一种亘古至今游子思妇所共有的绵绵愁恨!
诗尾联归结为无可奈何的感喟:“博得嫦娥应借问:何缘不使永团圆”?嫦娥因偷食长生不老药而不得不飞升登上月亮,与她的意中人后羿永远分离,想来她孤独凄凉的心是和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故此处借嫦娥的一问,就问得新奇且意趣,并且诗的句意既做到曲折又能紧扣诗题,笔法老练而又寓意遥深。在小说中,众人评这首诗曰:“新奇而有意趣”,就不是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辞。
此诗八句,层次井然。首联交代缘起。“暂”,暂且,有忙里偷闲的意味。“诣”字表明作者对郑和尚的尊敬、膜拜之情。“高僧”即指郑和尚。赞美他有很高的修行。“话”,动词,即第七句的“谈禅”。“来寻”两字,见诗人心情之急。兴致之高。寺而曰“野”曰“孤”,则其脱尘远俗自不在话下。
颔联写寻访的经过。“岸花藏水碓”,暗示这是乘舟寻访,所以才会注意岸花,才能发现岸花覆盖着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水碓。顺着水碓声寻去,岸边是一片竹林。“溪竹映风炉”,这句写上岸后寻访所见之景。“风炉”是一种炊具。据中唐人陆羽《茶经》:“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可见它主要是煮茶的器具。碧绿的溪竹与煮茶的袅袅青烟相映成趣,而茶与禅理也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水碓、风炉皆山寺常有之景致,作者《题山寺僧房》云,“野炉风自爇,山碓水能舂。”可见这两句虽未点明野寺,实际上野寺已跃然纸上了。
颈联是禅意最浓之所在。“顶上巢新鹊”,这是写郑和尚入定后心神凝一、迥忘外物的情态。入定,指僧人静坐敛心,不起杂念,使心定于一处。这句说,入定时的郑和尚形如枯木,在他头顶上有树木,鹊儿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所以在那树上做巢。“巢新鹊”则说明郑和尚入定时间之长、心志之专一。它和宋之问《游云门寺》中“入禅从鸽绕”、秦系《题僧惠明房》中“入定几时还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刘得仁《宿僧院》中“萤入定僧衣”、陆龟蒙《赠老憎》中“旧曾闻说林中鸟,定后长来顶上巢”、韩偓《永明禅师房》中“支公禅寂处,时有鹊来巢”等句用意略同。“衣中得旧珠”是说郑和尚出定之后与作者谈禅而使他恍有所悟。它用了一个佛教故事。《法华经·五百授记品》载,有一贫苦的人,去拜访一个富有的亲戚,亲戚怜悯他的潦倒而热烈地款待他。因此,他喝得烂醉,当场睡着了。正巧衙门通知其亲戚值班,亲戚见他
睡得正死,无法向他告别,于是在他衣服里缝了点珍宝。但他醒后,并不知此事,仍旧过着飘泊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又遇到那位亲戚,亲戚把藏珠宝的事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衣服里藏有贵重的珠宝。《楞严经》亦有类似之比喻。宝珠就是佛心和般若智慧。禅家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着佛性,这佛性不以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虽溃败,一物镇长灵”(丹霞和尚《玩珠吟》)。然而诚如“石中之火,不打不发”,必须石头碰石头,方可冒出火花,所以石头虽可发火,但不敲打还是发不出火花来。高明的禅师在修行者的时机成熟时使潜伏在修行者烦恼之下的佛性产生自觉,一似使他发现了衣中宝珠一样。当修行者经禅师的点悟突然间发现“明珠原在我心头”时,就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
尾联写诗人觉悟之后流连忘返的心态:“谈禅未得去,辍悼且踟蹰。”诗言“掇棹”,即停止划船,说明作者已经离开郑和尚上船准备回去了。但为什么又踟蹰不前呢?原来是禅师的一番话使他陡然醒悟,心有所皈,沉浸在禅悟的喜悦之中,而忘了归去。读诗至此,方见诗题中“晚”字之妙:本来天色已“晚”,诗人原打算“暂”访就走的,但拜谒郑和尚后,心仪神仰,竟然久久舍不得离去了。这就将诗人对郑和尚的崇拜、对禅悟的喜悦之情都表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