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这是一首赠人之作。诗中作者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过着贫贱生活的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且自惭引援不力,爱莫能助,并以朋友的身份对他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和慰勉,这发自内心的关切体现了友谊的真挚和深厚。
“惊风飘白日”这一发端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是“陈思极工起调”的著名例句。在作者笔下,太阳落山这一常见景象被描绘得奇突不凡,就仿佛太阳不是自然下落而是忽然给惊风吹落似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写景,而是景中包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即他对时光奄忽、人生短暂的惊叹。用白日西驰的意象来表现光阴易逝在曹植诗中还有几例,如《箜篌引》中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但因此诗是用在作品开头,又着一“忽然”加以形容,语气格外急切,感情格外强烈,因而格外精警动人,故被沈德潜称为“高唱’’。
接下来改用舒缓语调写夜空景色:“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新月和繁星交相辉映,美丽,恬静,极富诗情画意。这两句一则与黄昏日落相承接,同时为下文写夜游张本。但作者在写夜景之后并不即刻转入写夜游,而是插入了两句议论:“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以“志士’’和“小人’’对举,写出两种绝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一议论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营世业”和“亦不闲”正是时光飘忽、人生短促这一客观现实在“志士”和“小人”心中引起的不同反映。通过对乘时立功的“志士”和及时行乐的“小人”的一褒一贬,一方面高度赞扬了有志之士徐干,同时鲜明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戮力上圈,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正是曹植的毕生追求。这两句与《杂诗》(其六)中“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寓意相同,只是将“媮自闲”翻为“不闲”,便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自然引出下文的夜游。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议论转入描写。“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四句,以夸张的笔法、工整的对仗、华美的辞采描绘了邺都宫观的巍峨壮丽,并且写得有声有色、动静相映。这一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出曹植诗”辞采华茂“及炼字造句的特色。作者着力突出宫阙之盛,自有其用意,是以此反衬下文徐干处境的困窘,正如黄节所说“鸠居殿观,际会风云,喻人才杂出,而干独甘贫贱也”(《曹子建诗注》)。
“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这四句写徐干衣食不周的窘境,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全三国文》无名氏《中论序》说他“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作者不仅对这一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他冀为世用而不得的内心情感也有着深厚的了解,所以接下来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指出徐干所著《中论》等诗文是他慷慨悲愤感情的结晶。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干如此“贫贱’’而“有悲心’’呢?作者以卞和献璧的故事为喻,说徐干有才能却得不到重用自己是有过失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便是用“宝”比喻徐干,用“和氏”自比。然而,人们从作者真诚的自责中感受到的只是他爱才、怜才的一片真情,“宝弃”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对这一点,作者自然是清楚的,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这两句表面上说徐干要等待知己的援引方才出任,而自己作为他的知己也并非不想加以推荐。言外之意是虽有爱才之心,惜无援才之力。并于反诘的语气中流露出他对当权者不用贤才的不满,也见出他自己的牢骚。作此诗时曹植虽未明显受到压抑,但亦无权柄,甚至无力引荐向他求助的朋友,一向爱护人才的他有此牢骚是可以理解的。
但曹植毕竟是建安时代的诗人,热衷用世的时代精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使他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他坚信贤才必为世用,并以此安慰和鼓励他怀才不遇的朋友。“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这四句采用了营植所擅长的比喻手法,如用“良田”、“膏泽”比喻有才德的人;用“无晚岁”、“多丰年”比喻人才一定能出头,用“玙璠”比喻美德。意思是说有才德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时间愈久则美德也愈显著。这形象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徐干的无比信任和满腔热情。结末“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是说知交的责任在于互相勉励,所以自己赠诗除了敦劝已别无可说。对友人的期待,自己的无能为力,种种复杂的感情,尽在此不言之中。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层层有序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徐干的赞扬、同情、安慰和鼓励。钟嵘《诗品》评曹植诗说,“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于此诗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