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本诗是作者在宣州谢朓楼上的饯别之作。诗人感怀万千,既满怀豪情逸兴,又时时掩抑不住郁闷和不平,感情回复跌宕,一波三折。语言明朗,似脱口而出,音调激越高昂。
此诗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像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读者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全诗如歌如诉,情感起伏涨落,韵味深长,一波三折,章法腾挪跌宕,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明朗朴素,音调激越高昂,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上片是写春日送别。“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首二句写景兴起离愁。“萋萋”是视觉,状草之茂盛;“芳草”是嗅觉兼视觉,散发芳香的春草。“萋萋芳草’’,年年复生蔓延,人力除不断,野火烧不尽,恰似离人心中的愁恨难以排除,触而复发,不断滋长。故四字未写离情,而离情已寓其中。萋萋芳草连天,黄昏乱云飞渡,再加上一抹黯淡的夕阳笼罩,便构成了一片淡烟暮霭的凄迷境界,与离人内心纷乱的愁绪适相契合,堪称情景水乳交融。“春云”、“夕阳’’又暗用江淹《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意,遥为结尾“佳人何在”伏下暗脉,可谓针线细密。“短亭别酒,平湖画舫,垂柳骄骢。”三句折入对昔日离别的回忆:那短亭饯行时举杯相劝的别酒,那平湖中比肩分袂时的画舫,那系在垂柳之下载我离去的青白杂毛的骏马,以及那折柳送行的情景,至今仍宛然在目,历历如现;短亭、平湖、垂柳依然犹在,而伊人无迹了。这里又暗用秦观《八六子》词中“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而此曲只用三个名词词组鼎足对举,仅展现三个场景,无一动词或情语,而其别时之叮咛嘱咐,缠绵眷恋之情,及今日睹物神伤,凄然欲绝之状,无不隐藏于字里行间。故融情于景,更见词约意丰;青胜于蓝,用典不露痕迹。
下片写别后感受。“一声啼鸟,一番夜雨,一阵东风”三句,既是眼前实景,又是作者由回忆转入现实的音响媒介,是视象也是听觉。叠用三个数量词,不仅对偶巧妙,音律上亦造成反复咏叹,回肠荡气,而意境上亦尤具匠心:表明多种音响的再三催促警醒,才把沉醉于回忆中的诗人拉回到眼前现实,足见其回忆寻觅之久,沉湎眷念之深;而“夜雨”“东风”又为下文“桃花吹尽”埋下伏笔。结尾三句正面揭示故地重游的落空,离恨惆怅愈发不可收拾。三句化用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诗境比崔诗更为凝练凄绝,而又与开头首尾呼应。
整首小令都是在写景,但其实也是在写情,“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把深深的离别之愁融合进了景色当中,锻字炼句极为周到,用词清新工整,但表达的情感却绵延不绝,正是作者过人之处。
元散曲表现思妇的凄苦,往往设身处地,曲尽其致。这首小令,就有着这种熨帖细微的特点,其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意境绝妙。
起首两句,写云层遮住月亮,夜风将檐前铁马吹得叮当作响。前者为色,造成昏暗惨淡的效果;后者为声,增添了凄清孤寂的况味,所以接下去说“两般儿助人凄切”。用一个“助”字,说明曲中的思妇凄切已久。这“两般儿”已足以设画出凄凉的环境,从而烘托出人物的境遇及心情。
思妇对这“两般儿”如此敏感,是因为她独守长夜。这种凄切的况味难以忍受,亟须排遣,于是就有了四、五两句的情节。灯盖里的灯草快燃尽了,思妇将它剔亮——这也说明她在黑夜中确实已挨守了好多时候。剔亮银灯的目的,是为了将心中的思情同眼前的悲苦写在信上,好寄给远方的丈夫。却不料一声长叹,无意间竟把灯吹灭了。这两句针线细密:“剔银灯”回应“云笼月”,云蔽月暗,光线昏淡,加上银灯又不争气,灯焰将尽,故需要“剔”;而“长吁气”则暗接“风弄铁”,窗外的风儿足以掀弄铁马,毕竟还未能影响室内的银灯,如今居然“一声吹灭”,足见长吁的强烈。这个小小的片段,既出人意外,又使人觉得极为真实;女主人公的心事和愁情虽没有写成,却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个结尾堪称出色。灯到底吹灭与否,作者未明言说破,或是故意不说破,这就使读者自然去想象曲子中之女主人公欲吹不忍,不吹又于心难平的矛盾心理和复杂表情,揣摩诗句所包含的爱恨交织的情韵。可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的诗理。
《彩笔情辞》载卢挚的《寿阳曲·夜忆》四首,其中之一与此曲仅有少量不同,全文是:“窗间月,檐外铁,这凄凉对谁分说。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把灯吹灭。”两作孰先孰后不易确定,不过末句是“一声吹灭”比“把灯吹灭”更有韵味。又《乐府群玉》有钟嗣成《清江引·情三首》,其一曰:“夜长怎生得睡着,万感着怀抱。伴人瘦影儿,唯有孤灯照。长吁气一声吹灭了。”钟嗣成是元晚期作家,其末句构思无疑是受了此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