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光大，燕翼贻孙。
载祀憔永，庆流后昆。
威灵在天，顾我司存。
权与光大，燕翼贻孙。
载祀憔永，庆流后昆。
威灵在天，顾我司存。
这篇文章由上下两篇组成，内容的重点各自不同。上篇以议论为主，先从风和松谈起，接着谈到松声的特点，再归结到金鸡峰上三棵松，用四种比喻形象地表现了不同的风吹松的声音。下篇是上篇的补充，着重描写作者耳闻目睹的风吹松的情况，并继续用五种比喻形象地表现了风吹松的声音。全文笔墨简炼，形象真切，意境清幽，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追求和审美情趣。
上篇
文章开头，先从雨风露雷写起，用简练而又准确的语言辨析风和雨露雷的异同。四者“皆出乎天”，生成于自然，但风“无形而有声”，不同于雨露而同于雷。可是，它“不能自为声”，需“附于物而有声”，又不同于“訇磕于虚无之中”的“雷之怒号”。在对比辨析中，风的特征已了然在目。然后紧扣题目中的“风”字，写其种种情状。首先，风之为声，“一随于物”，物形不同，风声亦不同。然而并非一切。物体皆可使风附之而成声，如“土石屃赑”，风虽附之也不能为声。能使风附之而为声者，又有种种不同的奇音异响：谷虚而大者，其声雄以厉；水荡而柔者，其声汹以豗。这些音响虽各有其特质和个性，却又异中有同，都是“不得其中和”，使人“骇胆惊心”之声。将这些谷中、水上风声逐一否定，便很自然地归结出“风独于草木为宜”，趁势就草木的风声展开议论。而草木之为物，其形万殊，风之所附，声亦万别。于是又以析理入微之笔写出叶之大者、槁者、弱者的风中音响。因其声或窒，或悲，或懦而不扬，皆不为美。如此自远而近，由大而小，层层剥落，最后所突出的只能是“宜于风者莫如松”了，题意豁然畅朗，有如水落而石出，章法严密，构思奇妙，步步引人入胜。松之所以宜于风，是因为它“干挺而枝樛，叶细而条长，离奇而巃嵸，潇洒而扶疏，鬖髿而玲珑。故风之过之，不壅不激，疏通畅达，有自然之音”。这美妙的音响可以解烦黩，涤昏秽，令人心旷神怡，清静舒畅，那理不清的愁绪，说不完的烦恼，洗不净的昏秽，都在悦耳的松风中烟消云散了。当此之时，恬淡寂静的心境充满惬意和快感，仿佛逍遥于太空之中，与造化同游，人与自然圆融浑彻，相契为一，故而山林岩穴之士，“乐之而不能违也”。
至此，松风之美似已写尽。可是，作者所观赏的是松风阁上的金鸡峰三松，文章也就自然转到对它的描写上来。由于前面已详细地描述了松的特征，这里就不需多费笔墨，而是只用“不知其几百年矣”一句点出其苍古之姿，然后连用四个比喻对它作了堪称妙笔的描绘。金鸡峰三松随着由弱而强的风势，忽而如暗泉飒飒，忽而如雅乐齐奏，忽而如波扬鼓响，着墨无多，勾画了了。接下去，交代出松风阁的主人、阁名的由来之后，着重写了他“留而忘归”的缘由。这里“虽在山林，而去人不远。夏不苦暑，冬不酷寒”，景色优美而位置适中，气候宜人，松则宜观宜听，适人耳目，妙趣常在。在此偃蹇而游，悠闲自在，不复有外物以汩其心，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心境自清，品格自高，也就不必像许由那样濯耳于颍水，也勿需像夷、齐那样隐于首阳山了。作者在“可以喜乐，可以永日”的快意和满足中，所倾吐的是对松风阁的洋洋忘归之情。他以“四方之寓人”自谓，行止本无定所，而在其游览的胜境中却独不能忘情于松风阁，又一次剖白出无限依恋眷爱的深情，言尽而意不尽，将去而情难舍，留下的是永远美好的回忆。
下篇
这是刘基再游松风阁时写的第二篇游记。它在文意上与前一篇相承续，但写法有所不同。前一篇以议论为主，此篇则侧重于描绘松在风中的姿态和音响之美。
开头一段，简要交代松风阁的位置和两次游览的情景。前一次春游因碰上雨天，只能听到“波涛声彻昼夜”，对松风阁的松景却未能“尽阅其妙”。此次来游，天晴无雨，逗留时间又较长，因得以“备悉其变态”。缓缓写来，文字省净，而又说得亲切。
第二段紧扣上段最后一句，集中笔墨写松姿松声的种种变化。先交代出松在峰顶，阁在峰下，从阁中仰视，松枝平展，幢幢如盖。而观赏之时，又恰值中午，有风拂来。寥寥数语，即点出最佳的观赏地点角度、时分和气候。然后以形象化的语言写松在风中舞动之姿和枝影映瓦之美。长满茂密松针的枝条交错纠缠，在清风中蜿蜒伸展，摇曳不止，有如龙凤翔舞，姿态甚美。此刻，明丽的阳光把松影洒落在檐瓦之间，松的翠绿，瓦的金黄，相映生彩，金碧交辉，编织成美丽的花纹。一片清丽之景，一幅优美的图画，令人赏心悦目，故而以“观之者目为之明”加以概括，结出所见松姿之美，层次分明，喻写生动，喜爱之情溢于笔端。接下去，以“有声”二字呼应上文“有风”二字，折入松声的描绘。阵阵松涛，有如相应相和的埙篪乐声和急骤而过的阵雨；又好像水激崖石，訇然作响；有时又像铁骑纵横，万马奔腾，急驰而来，夹杂着剑槊撞击之声；忽尔之间又响起切切之声，有如草间虫鸣，细微而急促。在这一段写松声的文字中，连用六个比喻，刻画得淋漓尽致，可谓妙语连珠，良多趣味。但作者似意犹未尽，又补上“乍大乍小，若远若近，莫可名状”三句，进一步突出松声的变化莫测。因松声清听满耳，令人有神骨俱清之感，故而以“听之者耳为之聪”加以总括，结出所闻松声之美。在作者笔下，松姿松声目遇之而成色，耳闻之而生韵，目不暇接，耳不胜听，更有使人目明耳聪的美感效果。古来写松，多从“君子比德”出发，赞其坚贞品格，而刘基则别具只眼，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写松姿松声的美。
文章的最后一段，通过与方舟上人的对话，探求所见所闻的美感缘由和松风阁命名的由来。作者刻意摹写的是松而不是阁，但写出松风的快人耳目，也就自然揭示出建阁的用意和阁名的由来，点破只有在此佳境观松才有如此美感的道理。可是作者有意避开正面交代，使文章富有曲折波澜：先让方舟上人说出耳目之入皆为虚妄的佛家语，再迫使他不得不承认“以是而名其阁”的反诘。虽然他只笑曰：“偶然耳”，却等于是否定了“耳目之入皆虚妄”的空无之语。尤其是“笑曰”二字，极为传神，把方舟上人那种欲辩不能，要承认又不甘心，多少带有些窘迫的神情一笔勾画了出来。不仅写得生动活泼，而且暗藏机锋，收结含蓄有力，颇堪寻味，不愧为一代作手。
《诗经》中的民间歌谣，有很多用重章叠句的形式，但像《芣苢》这篇重叠得如此厉害却也是绝无仅有的。先以第一章为例：“采采”二字，以《诗经》各篇的情况而论，可以解释为“采而又采”，亦可解释为“各种各样”。有人觉得用前一种解释重复过甚，故取第二种。然而说车前草是“各种各样”的，也不合道理，应该还是“采而又采”。到了第二句，“薄言”是无意义的语助词，“采之”在意义上与前句无大变化。第三句重复第一句，第四句又重复第二句，只改动一个字。所以整个第一章，其实只说了两句话：采芣苢，采到了。这还罢了，第二章、第三章竟仍是第一章的重复，只改动每章第二、四句中的动词。也就是说，全诗三章十二句，只有六个动词——采、有、掇、捋、袺、襭——是不断变化的，其余全是重叠，这确实是很特别的。
这是一曲劳动的欢歌，是当时人们采芣苢（一说即车前草，一说为薏苡）时所唱的歌谣。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全是重章叠句，仅仅只变换了少数几个动词，其余一概不变，反复地表达劳动的过程，劳动成果的由少至多也就表达出来，充满了劳动的欢欣，洋溢着劳动的热情。
但这种看起来很单调的重叠，却又有它特殊的效果。在不断重叠中，产生了简单明快、往复回环的音乐感。同时，在六个动词的变化中，又表现了越采越多直到满载而归的过程。诗中完全没有写采芣苢的人，令人读起来却能够明白地感受到她们欢快的心情——情绪就在诗歌的音乐节奏中传达出来。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这话虽说想像的成分多了些，体会还是很准确的。这种至为简单的文辞复沓的歌谣，确是合适于许多人在一起唱；一个人单独地唱，会觉得味道不对。袁枚曾经嘲笑地说：“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类，均非后人所当效法。今人附会圣经，极力赞叹。章斋戏仿云：‘点点蜡烛，薄言点之。剪剪蜡烛，薄言剪之。’闻者绝倒。”（《随园诗话》）说《诗经》不宜盲目效仿，当然不错，但他所取的例子，实为不伦不类。一群人在野外采芣苢，兴高采烈，采而又采，是自然的事情，诗歌可以把这欢快表达出来。而一个人在那里把蜡烛芯剪了又剪，还唱着“剪剪蜡烛，薄言剪之”，除了精神病，也没有别的解释了。这完全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滑稽，并非《芣苢》不值得赞叹或绝对不可以效仿。
关于当时人们采芣苢的用处的问题，毛传说此草“宜怀任（妊）”即可以疗治不孕；又一种说法，是认为此草可以疗治麻风一类的恶疾。这两种说法在中医学上都没有根据。现 在中医以此草入药，是认为它有清热明目和止咳的功能，草籽据说可治高血压。这还罢了，也可以勉强地说，《诗经》时代的人是相信车前草是可以治疗不孕或麻风的。但即便如此，这诗仍然有不可理解之处：不孕或者家里人生了麻风，都是极苦恼的事情，不可能有一大群人为此而兴高采烈地一边采车前一边唱着歌的道理。拿方玉润所推想的情景来看这样的解释，尤其觉得不对劲。
所以应该给《芣苢》以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所说的一句话：“野人亦煮啖之。”此“野人”是指乡野的穷人。可见到了清代，还有穷人以此为食物的。在朝鲜族（包括中国境内和朝鲜半岛上的），以车前草为食物是普遍的习俗。春天采了它的嫩叶，用开水烫过，煮成汤，味极鲜美。朝鲜族是受汉族古代习俗影响极大的民族，朝语至今保存了很多古汉语的读音。可以推想，中国古代民间也曾普遍以车前草为食物，只是到了后来，这种习俗渐渐衰退，只在郝懿行所说的“野人”中偶一见之，但在朝鲜族中，却仍旧很普遍。
以此释《芣苢》诗，就觉得容易理解了。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月戴荠花，桃李羞繁华。”荠菜花实在说不上好看，只因荠菜是江南人所喜爱的野菜，对于穷苦人更是天之恩惠，故人们连它的花儿也生了偏爱。车前草较荠菜更为平常易得，想必很多年前，它更受老百姓的喜爱。如方玉润之说，想必每到春天，就有成群的妇女，在那平原旷野之上，风和日丽之中，欢欢喜喜地采着它的嫩叶，一边唱着那“采采芣苢”的歌儿。那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情景。生活虽是艰难的事情，却总有许多快乐在这艰难之中。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