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上邪”犹言“天哪” ，“相知”即相亲相爱。此句说：“天哪！我要和君相爱，让我们的感情永久不破裂，不衰减。”为了证实她的矢志不渝，她接连 举五种自然界的不可能出现的变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意思是：要想背叛我们的誓言，除非出现山平了，江水干了，冬日里雷雨阵阵，夏天里大雪纷纷，天与地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充分发挥她的想象力，一件比一件想得离奇，一桩比一桩令人难以思议。到“天地合”时，她的想象已经失去控制，漫无边际地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环境都不复存在了。这种缺乏理智、夸张怪诞的奇想，是这位痴情女子表示爱情的特殊形式。而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都被抒情女主人公当作“与君绝”的条件，无异于说“与君绝”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呢？只有自己和“君”永远地相爱下去。

　　全诗写情不加点缀铺排。“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长命无绝衰”五字，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一个“欲” 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此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清代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这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可以说是绝唱之作。诗中女主人公以誓言的形式剖白内心，以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反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诗短情长，撼人心魄。正如胡应麟所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

　　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评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迭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可谓句句在理。

　　从艺术上看，《上邪》的抒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间的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气势雄放，激情逼人。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上邪》是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其语言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

　　《上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地受到它的启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不仅对坚贞专一的爱情幸福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并且连续用多种不可能来说明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构思也是完全相同的。

　　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