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多从閒处见，天机却向语中枯。
通身总是先天易，开眼无非太极图。
点点若知河洛意，庖犧岂有古今殊。
生意多从閒处见，天机却向语中枯。
通身总是先天易，开眼无非太极图。
点点若知河洛意，庖犧岂有古今殊。
这首诗里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情绪，既有不平，也有伤感；感情深沉，却含而不露，是一首精炼而含蓄的小诗。
前两句完全点出题目。“洛阳”指明地点，紧扣题目的“洛中”，“才子”即指袁拾遗；“江岭作流人”，暗点“不遇”，已经作了“流人”，自然无法相遇了。这两句是对偶句。孟浩然是襄阳人，到了洛阳以后，特意来拜访袁拾遗，足见二人感情之厚。称之为“才子”，暗用潘岳《西征赋》“贾谊洛阳之才子”的典故，以袁拾遗与贾谊相比，说明作者对袁拾遗景仰之深。
“江岭”指大庾岭，过此即是岭南地区，唐代罪人往往流放于此。用“江岭”与“洛阳”相对，用“才子”与“流人”相对，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君主的昏庸。“才子”是难得的，本来应该重用，然而却作了“流人”，由“洛阳”而远放“江岭”，这是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何况这个“流人”又是他的挚友。这两句对比强烈，突现出作者心中的不平。
“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两句，写得洒脱飘逸，联想自然。大庾岭古时多梅，又因气候温暖，梅花早开。从上句“早”字，见出下句“北地春”中藏一“迟”字。早开的梅花，是特别引人喜爱的。可是流放岭外，比不上留居北地的故乡。此诗由“江岭”而想到早梅，从而表现了对友人的深沉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并没有付诸平直的叙述，而是借用岭外早开的梅花娓娓道出。诗人极言岭上早梅之好，而仍不如北地花开之迟，便有波澜，更见感情的深挚。
全诗四句，贯穿着两个对比。用人对比，从而显示不平；用地对比，从而显示伤感。从写法上看，“闻说梅花早”是纵笔，是一扬，从而逗出洛阳之春。那江岭上的早梅，固然逗人喜爱，但洛阳春日的旖旎风光，更使人留恋，因为它是这位好友的故乡。这就达到了由纵而收、由扬而抑的目的。结尾一个诘问句，使得作者的真意更加鲜明，语气更加有力，伤感的情绪也更加浓厚。
这是一首写旅愁的小令。
上片开头是：“饮散离亭西去，浮生长恨飘蓬”。词人饮罢饯行酒，与亲故辞别西去，感慨万分，怨恨自己一生象飞蓬那样到处飘泊。离亭，送别的驿亭。“浮生”一词，出自《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认为人生在世虚浮不定，后世相沿称人生为浮生。这里，词人感慨自己的身世，如今踏上旅途，从此开始了“飘蓬”一般的生活，遥遥水路，漠漠苍天，词人内心极度凄凉，羁旅之恨油然而生。而这恨又是“长恨”，这就道出了“饮散”“西去”对词人来说并非第一次了，每重演一次，就会增加一分身世飘零之恨。一个“长”字，使恨的情感深化了。
词人生活在唐宋之交的动乱时代，这首词，可能就是徐昌图由闽入宋前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词人凄清的身世，也包容了唐末宋初离乱社会的影子。这次词人西去，是乘船而行的。他别情依依，禁不住频频回首：“回头烟柳渐重重”。送行的人已不见了，只有那岸上的杨柳象是笼罩着一重重的烟雾。“烟柳重重”既是状景也是写情。这是由于当词人看到烟柳迷茫而看不到人时，必然增添其内心的苦闷。因为柳色是最容易引起人的离情别意的，所以，写“烟柳重重”，实际上也就是“离情重重”，是把抽象、无形的愁情寄托在具体形象的烟柳中来表现而已。
接下去，词人转过头来，顺眼一望，却是“淡云孤雁远，寒日暮天红”。辽远的天际飘浮着几丝淡云：并不时地传来孤雁的鸣声，傍晚的落日，照得满天通红。此时此景，又不免使人感到：“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诗）。词人象浮云一样飘流无依，象孤雁一样孑然影单，而寒日西沉，晚霞映天，却又唤起词人念乡思亲的凄伤之情，这一切既是词人眼前之景，也是他今后“飘蓬”生活的形象概括。这是由当前情景过渡到以后情景的写法，也是融情入景，即景抒情的写法，所以这二句可看作是词人特定心态下摄取的一组画面，既是实景，也是虚景，虚实相用，使画面极富表现力，它给读者的感受就不仅是自然景观了，更深刻的是这种景观中所隐含的离情别恨，它连绵不断，广阔深远。
下片写词人途中的孤寂心情。“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词人辞别亲故，纵一叶孤舟西去，水路迢迢，暮色苍苍，想到归宿，词人不禁自问，愁绪充塞。夜深了，当词人从船舱里探出头来时，只见船已行在平波万顷的淮水上，空茫迷濛，孤月映水，朦胧凄清。“淮月”，照临淮水上空的月亮。词人通过气氛的渲染和景物的烘托，使内心的感伤之情与外在的空冷之景交融为一，传达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冷寂情怀。这时候，词人愁绪难以排遣，只有借洒消愁了。然而，醉酒只能求得一时的解脱，“酒醒人静奈愁浓”，一旦酒醒，回到现实，只能更增愁情，不是三杯两盏淡酒就冲刷得掉的。一个“奈”字，突出了词人万般无奈的苦闷心情。结句：“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又进一步写他的这种感情。一个人躺在船里，辗转反侧，愁绪万千。一直熬到夜尽灯残之时，才对着残弱的烛光，勉强伏枕而眠，可惜好景不长，恍惚朦胧中波动船摇，词人梦断，原来是水面上起了风波。“五更风”，指黎明前的寒风，萧瑟凄寒。好一个“晓风残月”，令人难以忍受，可谓悲痛至极。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曾评徐昌图的《临江仙》一词，曰：“状水窗风景宛然，千载后犹想见客中情味也”。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词人巧妙地融情与景为一体，写离愁却很少直接抒情，而是借助于外在的景物来表现词人内心的离愁别恨。词人沿情布景，景物的转承和变换、环境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处处反衬出词人的内心世界。离愁难奈，感人至深。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