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上阕写景，奠定了凄清的基调，烘托出抑郁怀人的氛围。
“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篇头三句，乃登高所见。“败红”就是“渐老”的“江枫”，“衰翠”就是“半凋”的“汀蕙”，而曰“满目”，则是举枫树、蕙草以概其余，点出当时已是深秋时节了，整个画面呈现红和绿两种时比色。不是鲜红嫩绿，而是黯淡、憔悴的红和绿。 “败红”和“衰翠”是对应上文的“江枫”和“汀蕙”：请注意不是已老和全凋，而是“渐老”和“半凋”；所以还残留一些凄凄惨惨的红和稀稀疏疏的绿，“渐”和“半”意味正老、正凋，还将不断地老下去、凋下去。
“楚客登临，正是暮秋红气。”这是一幅大笔渲染、满画面的深秋枫黄图，秋色极浓。在写足秋色之后，睹此浓浓秋色的抒情主人公出现了，并点明了“暮秋”季节。“楚客”两句，引用宋玉《九辩》悲秋之意，柳永曾宦游于荆襄一带古代楚地，故这里自称为“楚客”；“登临”补出了上文之秋景是他登高所目见，并暗示主题。
“引疏砧，断续残阳里。”写所闻。深秋万物衰败，已让人心生哀愁，何况在这“满目败红衰翠”之中，耳中又闻这断断续续、稀稀朗朗的磁杵之声，在残阳中回荡呢？古代妇女，在秋红到来时，便以磋杵杵捣，制寒衣以送漂泊在外之人。所以在异地漂泊的行人，听闻捣衣声便生旅愁，这里也是暗寓长期漂泊，“伤怀念远”。“暮秋”是秋红将尽，“残阳”则是一日将尽，都是“晚景”。对景难排，因此下文就直接道出“伤怀念远”的主旨。
“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浓重的秋声秋色深深地触动诗人的离情，接着“对晚景”三字，承上文的所见所闻，启下文的“伤怀念远”，是对主旨的补充，说明这种“伤”和“念”并非偶然触发，而是本来心头有“恨”，才见景生“愁”。“旧恨”难忘，“新愁”又起，故曰“相继”。从写景过渡到抒情、“新愁旧恨相继”，此刻先后涌上心头，这愁恨又是多么的浓重。
下阕抒情，承接上阕直接写出愁恨的缘由。
“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脉脉”，化用《古诗十九首》：“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其字当作“哌哌”，相视之貌。（“脉”，繁体“作哌”，形近而误。）相视，就是我与她互相对望，也就是她怀念我，我也怀念她，因此接着才会有二、三句。“两处风情”，从“脉脉”来；“万重烟水”，从“千里”来。细针密线，丝丝人扣。“念两处风情”紧扣“脉脉”，“万重烟水”与“千里”呼应，绘出词人与伊人远隔千里，山水重重，两相怀念的情状。一个“念”字，令作者怀人之情顿生层澜。
“雨歇红高，望断翠峰十二。”“雨歇”一句，不但写出登临时红气的实况，而且点出是风吹雨打才使红败翠衰，补暮秋雨后之状，秋雨初停，红高山青，而怀人之情让这雨后晴景引逗得愈加郁厄，将山峰望穿亦难消解。“望断”句既是写实，又是寓意。就写实方面说，是讲雨收云散，红高气朗，极目所见，惟有山岭重叠连绵不断。就寓意方面说，则是讲那位“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由于云散雨收，此时也看不见了。“望断翠峰十二”，也是徒然。巫山有十二峰，诗人常在诗中使用李唐神女的传说。词人在这里暗中抒发了对情人的思念，而且暗示了所思之人，乃是红仙般的一流人物。
“尽无言，谁会凭高意？”深进一层。“凭高”之意，无人可会，只能默然无语。以“尽”字至“无言”之上，表达了词人复杂深沉的情感无人能解，也无法自诉，使得作品的情感更显深进。“无言”、“谁会”更是紧扣上阕“脉脉人千里”，表达了词人无人与说的心情。无人与说，只好把书信寄予千里之人，然而“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既无人与说又千里难寄，词人的苦闷愈加深重了。
“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结尾两句再深进两层。第一层，既然此刻此处无人可诉，无人能会此情此意，那么这“离肠万种”，就只有写之寄于词中。第二层，可是即使写下思念，又如何才能送至她手呢？一种无可奈何之情，在柔情百转中倾吐而出，增强了感染力。“归云”，此处意为无乘归去之云的人托付鸿信。
此词艺术上的特色主要是衬托渲染的手法和宛转往复的情思。词的上片，取正衬的手法，以苦景写悲怀，同时又将凄怨之情灌注到客观的景物中去，以悲写悲，渲染烘托出浓烈的悲苦气氛；下片写出了词人感情上的波澜起伏，采取了总起总收、间以分述的笔法，以使感情的抒发层层逼进，步步加深。
此诗首句点出人物，以“轻薄儿”三字，恰如其分地概括出了王孙公子的特性。“面如玉”一般形容女子容颜美，这里用来描画“紫陌春风”中的轻薄儿，有揭露和讽刺的意味。接着交代时间是春日，地点是京城。公子哥儿日日游冶，恣情玩乐，仿佛他们所骑的马的脚也被都城的春风缠住了似的。再接下去写公子的坐骑和服饰：坐的是绣有鹘鸟飞翔的马鞍，蹬的是发出耀眼光芒的脚踏，身着丝绸绣花长衫，还系上华贵的犀牛皮腰带。这就初步勾画出一个冠盖华美、意气骄横的纨袴儿形象。这是第一层。
中间四句是第二层，通过两个典型细节，进一步揭露轻薄儿的骄奢。一是写轻薄儿拿起缀着珊瑚的马鞭，在绿荫覆盖的大道上，当空挥舞，光彩四溢，比流星飞过夜空还要灿烂夺目。另一个细节是“背拉金吾”，写这位公子一脸酒气，满眼凶光，带着一帮家奴，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甚至倚仗权势，当众把维持治安的官吏金吾也推搡开去。可见其飞扬跋扈、骄横放肆已到了何等程度。
第三层，即结尾四句，进一步写公子恣意冶游、荒淫无耻、夜以继日的浪荡生活。末句更以由美人扶入内室的细节，将其腐朽生活揭露无遗。全诗以出游始，以归家结，通过公子一天内的所作所为，集中概括了这一阶层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从一个侧面揭露了中唐时期上层社会的腐败。
全诗只“轻薄儿”三字是作者的直接评述，其余全是客观描述，让事实说话。作者的倾向性只是在描写中自然地显现。如首句中的“面如玉”三字，暗示出这位公子哥儿一贯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作者始写其面如美玉，继而写其花天酒地的狰狞丑态，最后把藏在华丽躯壳中的肮脏灵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前后映照中，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王孙公子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作者的揶揄嘲弄之情亦含蕴其中了。又如，末句的“入门不肯自升堂”的“不肯”二字，刻画轻薄儿在美人面前的矫揉造作和丑恶心灵，都显得辛辣有力，鞭辟入里，透露出作者深深的憎恶和鄙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讽刺诗。
这首诗，色彩秾丽而风格冷峻，造语生新面而笔锋犀利。奇特的想象，典型的细节和精妙的比喻，使诗中人物形象突出。如“紫陌春风缠马足”的“缠”字，极富想象力，而又新颖贴切。诗人让春风都来追随、趋奉公子，为其催送马蹄，则其炙手可热、骄矜得意之态，自是不言而喻的了。皇甫湜曾说顾况“偏于逸歌长句，骏发啅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顾况诗集序》）于此诗中，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