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崔颢写山水行旅、登临怀古诗，很善于将山水景色与神话古迹融合起来，使意境具有辽阔的空间感和悠久的时间感，更加瑰丽神奇。在名作《黄鹤楼》中，就以“昔削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再现了茫茫天地、悠悠岁月，令削浮想联翩，引起无穷感慨。在这首诗中，他再次运用这一手法。
诗题“行经华阴”，既是“行经”，必有所往；所往之地，就是求名求利的集中地——“咸京”。诗中提到的“太华”、“三峰”、“武帝祠”、“仙削掌”、“秦关”、“汉畤”等都是唐代京都附近的名胜与景物。当时京师的北面是雍县，秦文公曾在这里作鄜畤（畤，谓“神灵所止之地”，即后世神坛之类），到汉高祖作北畤止，这里共有五畤，诗中的“汉畤”即指京师北面的这一古迹。而京师的东南面，就是崔颢行经的华阴县。县南有五岳之一的西岳华山，又称太华，山势高峻。神话传说这里是“群仙之天”，曾由“巨灵手劈”，所以“仙掌之形，莹然在目”（《云笈七签》）。华山各峰都如刀削，最峭的一峰，号称“仙削掌”。汉武帝观仙削掌时，立巨灵祠以供祭祀，即为“武帝祠”。华阴县北就是黄河，隔岸为风陵渡，这一边是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华阴县东灵宝县的函谷关）。华阴县不但河山壮险，而且是由河南一带西赴咸京的要道，行客络绎不绝。
诗的前六句全为写景。写法则由总而分，由此及彼，有条不紊。起句气势不凡：以神仙岩穴的华山压倒王侯富贵的京师。在这里，一个“俯”字显出崇山压顶之势；“岧峣”两字加倍写华山的高峻，使“俯”字更具有一种神力。然后，诗削从总貌转入局部描写，以三峰作为典型，落实“岧峣”。“削不成”三字含有削间刀斧俱无用，鬼斧神工非巨灵不可的意思，在似乎纯然写景中暗含神工胜于削力，出世高于追名逐利的旨意。
诗削路过华阴时，正值雨过天晴。未到华阴，先已遥见三峰如洗。到得华阴后，平望武帝祠前无限烟云，聚而将散；仰视仙削掌上一片青葱，隐而已显，都是新晴新沐的醒目气象。首联写远景，颔联二句可说是摄近景。远近相间，但觉景色沁脾，自然美妙，令削移情，几乎忘却它的对仗之工，而且更无暇觉察“武帝祠”和“仙削掌”已为结处“学长生”的发问作了奠基。
颈联则浮想联翩，写了想象中的幻景。这是眼中所无而意中所有的一种景色，是诗削在直观的基础上加以驰骋想象的一幅写意画。在华山下，同时看到黄河与秦关是不可能的，但诗削“胸中有丘壑”，笔下可以溢出此等雄浑的画面；
在华山下望到咸京西面的五畤，也是不可能的，而诗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完全可以感受到此种荡荡大道，西接遥天。古削论诗有“眼前景”与“意中景”之分，前者着眼客观景物的撷取，后者则偏执诗削胸襟的外溢。这首诗就是从描绘眼前景色中自然滑出五、六两句诗削的意中之景。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削间词话》），诗削胸中之情亦由此可窥探。上句中一个“枕”字把黄河、华山都削格化了，有“顾视清高气深稳”之概；一个“险”字又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名利之途的风波。下句一个“连”字，使汉五畤上接颔联中的“武帝祠”和“仙削掌”，灵迹仙踪，联锁成片，更垫厚了结处的“长生”；“平”字与上文“岧峣“、“天外”相对照，驿路的平通五畤固然更衬出华山的高峻，同时也暗示长生之道比名利之途来得坦荡。一“险”一“平”，为削们提出了何去何从的问号。这两句中“枕”字、“连”字，前削称为诗眼，其实，两句中的“险”字、“平”字以及起句的“俯”字都是前呼后拥，此响彼应。
此诗劝“学长生”，感叹自己奔波于仕途。但诗削不用直说，反向旁削劝喻，显得隐约曲折。结尾两句是从上六句自然落出的，因而显得潇洒自如，风流蕴藉。
崔颢现存诗中大都格律严整，然而此诗却打破了律诗起、承、转、合的传统格式，别具神韵。前六句虽有层次先后，却全为写景，到第七句突然一转，第八句立即以发问的句法收住，“此处”二字，绾合前文，导出“何如学长生”的诗旨。从全篇来看，诗削融神灵古迹与山河胜景于一炉，诗境雄浑壮阔而富有意蕴。
全诗四句，前后各为一个层次。第一层描写失去自由之前的鹤，比喻诗人自己远离朝廷羁绊之时的自由之身，当时纵横沙场，东征西讨，意气昂扬，正好比那高天之上的云鹤，搏击八方来风，展翅翱翔。在茫茫九州之上，在朵朵彩云之间，奋翮高飞，无拘无束尽情地发出舒心的鸣叫。对飞鹤戾天的描写，正是含蓄地展现了诗人的鸿鹄之志与旷世奇才，也反映了他希望挣脱朝廷束缚的强烈愿望。从本诗开头两句可以看出，诗人虽身为人臣，却有包举宇内、气吞九州的帝王气概。
第二层写失去自由之后的鹤，比喻诗人自己受人节制，郁郁不乐。自由翱翔的云鹤，一旦被捕入苑中，成为帝王苑囿中的玩赏之物，飞向云天的志向便被摧折而很难实现了。这正是诗人被召回朝廷之后当时处境的形象比喻，受制于人而不能一逞英雄之志。通过前后两层鲜明形象的对比，诗人因一时受限制而内心苦闷不平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这是一首比体诗，通篇写鹤，而作者之情志则因之而表露，深得含蓄不尽之致。比兴是中国诗歌最古老的传统。《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观夫兴之讬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从作者见群鹤而生感慨来说，这是兴。从作者以鹤的形象自比来说，这是比。故而能因小见大，婉而多讽。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迎着八面来风，展开硕大的羽翼，在九天之上翱翔鸣叫的鹤。鹤的高飞戾天展现出作者的雄心抱负与宏才大略，也反映出他远离朝廷羁束的自在心情。诗的后半描写鹤因羽翮摧折而不能高翔云天，只能成为帝王园囿中的观赏之物。这无疑是作者对一旦被召回后处境的想象。通过前后意象的鲜明对比，作者内心的苦闷不平获得了生动的展现，诗意在转折跌宕中有波澜起伏之势。这种托物言志的手法，确如刘勰所云“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这种五言四句的小诗，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齐梁时代已称作“绝句”，它是唐绝的滥觞。这种短诗要求尺幅千里、馀韵悠远，故比兴一体最为诗家着意。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五绝只二十字，最为难工，必语短意长而声不促，方为佳唱。”刘熙载《艺概》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讬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此诗的托物寄兴之妙，也完全符合上述诗家对五绝的要求。
描述鹤鸣九皋的壮观是为了叙述远大的志向，咏叹蹒跚帝苑的困窘是为了抒发满胸的愤懑。《南史·齐本纪》称萧道成“喜怒不形于色，深沉静默，常有四海之心”，《群鹤咏》正为佐证。诗人自比高洁美善的白鹤，艺术上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萧道成是一只凶猛的鹰隼，深藏韬晦，骁勇强悍。借镇压诸王之乱而钳制朝廷，一旦时机成熟，便毫不犹豫地夺取帝位。
该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千古传诵，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此诗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它三秦。“辅”，辅佐，这里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和风貌。举目千里，无限依依，送别的情意自在其中了。
诗人身在长安，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看不见的。作诗，往往超越常人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可以置万山于几席，览千春于瞬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源直看到东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三峡直看到长安。这首诗运用这种手法，一开头就展开一个壮阔的境界，同一般的送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酒盏是不相同的。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同是为求官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居中话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调子高昂，属对精严，这两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比较疏散。这固然由于当时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也有其独到的妙处。开头如千尺悬瀑，从云端奔泻而下，接着便落入深潭，潺潺流来，飞韵清远，形成了一个大的起伏、一个强的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再接下去，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恻转为豪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真正的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是天涯地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一秦一蜀又算得什么呢。气象阔达，志趣高远，表现真正的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既是永恒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两行诗贯通起来是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紧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拿乐曲做比方；乐曲的结尾，有的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要拖一个尾声。这首诗是采用第二种手法结尾的。欣赏古代诗歌，特别是象五律这样既严整又短小的诗歌，不光要吟味它的某些妙句，还要领悟它的章法，它的思路的顿挫、腾跃，变化和发展。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也如此。
此曲的开端，全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盖作者当时的感情澎湃，不可遏抑，于是脱口而出，不暇推敲，越去粉饰，越有真意；越少做作，越近自然，越能叩开人们的心扉。“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正是作者的“真”，正是作者“心头舌尖”必欲说出的一句话，因而在感情色彩上特别显得真实、强烈而深刻。“才”字极言欢悦之短促，“早”字极言离别之骤然，两句合在一起，正是古人所说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欢乐的相会遽然跌入无情的分离，作者“割舍”时的痛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痛煞煞”用口语，越是平易不加修饰，越见出感情的真挚。“好难割舍”四字，虽无人物形态、语言上的具体描写，却将两情依依、久驻难分的一幕，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诗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语言加工整形一番，不能热辣辣直诉肺腑，而这就是散曲的优势所在了。
化俗为雅，变熟为新，是作曲的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支曲子的结尾，在极俗极熟的声口之后，继之以极雅极新的曲辞，使之“俗而不俗，文而不文”。“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固然是从宋人俞国宝的“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风入松》）的句意脱化而来，但比起俞作更富韵味，更具形象。作者在《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中有句云：“系行舟谁遣卿卿。”可知当初朱帘秀是乘着船来到此地的。如今，尽管难分难舍，她终于还是再一次跨上了行舟，船儿也终究离开了江岸。作者不忘叙出那是一只“画船”，因为只有这样的船只才能配合美人的风韵。“画船儿”是美的，可惜却越离越远了，而且作者觉得它载走了生活中的美，载走了希望，载走了春天。好像朱帘秀一去，春的温暖，春的明媚，春的生机和活力，都被那只画船儿载走了，于是作者的空虚寂寞、凄凉惆怅之感，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透露出来。末句“空留下半江明月”，进一步从眼下的留存来衬出失落的惨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许浑《谢亭送别》：“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关汉卿《四块玉·别情》：“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都是在离人远去的失落之后，借以眼前的景语，且都带有象征的意味。此曲也是一样，作者举目四望，只留下了江上冷清清的月影，在近处的波面上瑟瑟晃漾。“半江明月”除了孤寂感外，还有一种残缺感，它正是作者送别朱帘秀后的残破心灵的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