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都为饮茶多。
城居亦似山中静，夜梦俱无世虑魔。
昨日曾知到门外，因随鹤步踏青莎。
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都为饮茶多。
城居亦似山中静，夜梦俱无世虑魔。
昨日曾知到门外，因随鹤步踏青莎。
谭献词有一特点：擅于发端。如《长亭怨慢》：“又消受、江枫低舞”。《摸鱼子》：“悄无人，绣帘垂地，轻寒恻恻如许”。《角招》：“近来瘦，还如蘸水拖烟，渐老堤柳”等。这些开头，或突兀笼罩，或半空说起，都令人入目即觉醒豁。它们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期待心理，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这首《金缕曲》，以“又”字发端，自然使人想到这以前作者已有过一次或多次此种经历，此乃再次经受。因此，一开头便使人觉得情绪浓重。其效果有类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又临离别，本已使人惆怅；春来愁病相兼，鬓丝色改，愈加令人不堪。这般情状，早早归去为是。《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可是，“草绿天涯浑未遍”，还不到归去的时候。词人所以离去，乃是因为“空楼微雨”。空楼，谓燕去楼空。用薛鬓衡《昔昔盐》：“空梁落燕泥”诗意。微雨，用晏几鬓《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自家燕去楼空，看人家微雨双飞，岂不肠断？因此，只好怀着满心痛苦、满心留恋，在茫茫云水中匆匆离去。荒荒，杜甫《漫成》：“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一本“荒荒”作“茫茫”，意谓黯淡无际。草草，匆促。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词人草草取别，自云“空楼微雨”，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令人忧伤的恋爱故事，却又不便明言。可惜当初无人为谭献撰写词本事，我们已无从知晓。“听林禽、只作伤心语。”这林禽指鹧鸪。鹧鸪啼声如云“行不得也哥哥”，古人常形诸歌咏。这里说，林禽象人一样伤心地鸣叫着“行不得也”，但我却难以留住。以此作上阕结语，将词人复杂的心情写得十分生动。他本不愿离去，不该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这就益加痛苦，忧伤。
上阕侧重写不忍离去，下阕承上结尾，侧重写不得不离开。“留不得，便须去”。离别之痛加上其他苦情，交织在一起，词人心情更加沉重。他临行之际，留滞江头。靠近篷窗，看岸上花树自发，向人低舞，如同依依惜别。这便又一次引起对往事的留恋。可是，他又想到，已经辜负了时光，做惯了孤旅，身处穷途，文章如土，才不能展，志不得骋，才华已被碌碌风尘所误，断不能继续留驻此处。于是，词人结束对此地留恋和对往事的思索，决心离去，故云：“留不得，便须去”。风尘，此处乃指行旅。汉秦嘉《与妻书》中“当涉远路，趋走风尘”，《玉台新咏》九范靖妻沈氏《晨风行》诗句“念君劬劳冒风尘，临路挥袂泪沾巾”，均指旅途艰辛，与艳事无涉。
词是音乐文学。与诗相比，它有独到的长处和局限。词便于抒写心理的曲折层迭，但却不便象诗文那样指实。谭献这首《金缕曲》，把“江干待发”之时的多重痛苦一一写出，层层深入，但最终也没有归结为某一件具体的事，没有结于一端。这就会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叶恭绰《广箧中词》评这首词说：“如此方可云‘清空不质实’。”词本来就应该这样。谭献是常州词派的代表作家，他讲求寄托，但却並不象某些常州派末流，必欲在一首词中句句“寄托”到实事上去。他的词，妙在虚实之间，如梅尧臣论诗所云：“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鬓”(欧阳修《六一诗话》)。故今人论谭献词：“献炼意而不伤情，或至泯迹。”“《金缕曲》‘草绿天涯浑未遍，谁鬓王孙迟暮？’‘近篷窗、岸花自发，向人低舞’。既不得已又不容己之情，反能奋笑疾书，直截了当”，远较其擅名一时的令词“真切”。“论献之能事，实在长调”(《清词菁华》302页)。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首先，这阕词在艺术上很有特色：感情丰富，色彩浓丽，悲愤不平却又出之以含蓄，较好地表达了作者在那种情况下对于岳飞的敬爱和惋惜之情。
词一开头选用了三个不同的时间，从各种角度来描写岳家军的气势。这三句，乍读时似乎是如实的写景而已，细味来才感到他无不寓有自己的感情。他是借景色的渲染，从而巧妙地传达出自己复杂的心情的。这里，他选用了落日的时分来写军容之一的旗帜，让半天的晚霞作背景，衬托着军营里飘动的万首彩旗，映着落日的余晖，宛如风翻金焰，色彩浓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受。这就不仅写出了军营的壮丽，也传达出了这支军队在人民心中所严有的那种温暖安谧的感觉。字里行间甚至表露出来作者那兴奋的脸色，也被映得金光熠熠的了。其次，他用霜晨来突出军容之一的威仪；让煞白的霜空作背景，衬托着交横如云的刀枪戟槊；惨淡的朝阳，在它们上面洒下了万点寒星，色彩森严而肃杀，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感，不仅写出了军营气象之森严，也表达了连作者也感到了不无畏怯的敬佩之情。最后他选用了无边的黑夜来作为整座军营的巨大的背景，黑色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作者巧妙地于静中写动，于无法显出色彩的黑里，巧妙地运用画角之声和着警夜的更铎；运用听觉从而写出既紧张而又静谧的气氛，表达了作者对于“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无限信任之情。这一组文字虽少，却无不色彩浓丽，意与境偕，构成了艺术上的比现实更集中、更突出的和谐之美。他把数百里连营表现得这样有声有色。这些看似纯客观的声色，却都反映了作者主观的感受，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诗的境界。因此，他无须再加什么感叹，表现了作者对于岳飞治军之巨大才能的钦佩了。
作者在作了如此绚丽的渲染之后，接着就用工笔来细心地勾勒他心中崇拜的英雄本人了。
在他的词中岳飞是一位风采翩翩、雍容豁达的儒将。慷慨论兵，齿颊生风，足见文采风流。简单两句，一位文韬武略而又风流俊逸的岳武穆便跃然纸上。不仅如此，通过作者慷慨风生的描述，使读者同作者一样，也如坐春风之中，仿佛听到了岳武穆那慷慨陈辞的忠诚精义，看到了他那齿颊生风的笑谑神态：他笑金兵之无能，讥投降派之可哂。于是，岳飞的精神面貌，丰满地生活在读者的感情世界之中了。
仅是慷慨论兵，尽管齿颊生风，那也不一定是岳武穆。作者接着写道：“坐严貔貅十万，衔枚勇、云槊纵横。”这才是岳家军的典型。别看岳飞坐在大帐之中，谈笑风生，然而他的四周，有十万精兵，正纠集待命，一个个衔着枚，平端着长矛，精神高度集中，有如引满的弓，只待一声令下，便立刻飞向敌人。则岳飞的这种谈笑风生的安祥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显示，一种无畏的慑服力量。
但是，威严则威严矣，而词中所透露的，毕竟不过是以无聊的谈笑来打发着祖国分裂、生灵涂炭的日子。所以作者很自然地产生了以岳飞如此雍容文雅而又武功赫赫的、不可一世的名将，如果此时放在抗金的前线，也许他就在这谈笑的顷刻之间，“匈奴授首，千里静欃枪”的遐想。这里既表达了作者对于岳飞的崇敬和对于岳家军的信赖，同时也表达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限的惋惜：岳飞此时毕竟没有去平定金人，使百战百胜、金人闻之丧胆的岳飞闲在这里，空自慷慨悲歌以打发他宝贵的时光。一任半壁江山，沦于金人的铁蹄，这是无比可惜而又可痛的事。
下阕，作者追述了他来武昌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荆、襄是岳飞的防地。人作者突出地称道人民都能在家里安居乐业这一点，是因为这样的和平景象，在其它地方是已很难见到了。故说“荆襄，人按堵。”看似平铺直叙，然而言语之间却流露出了无限的欣羡和感慨。岳飞爱民，已是朝野尽知，有口皆碑的了。所以这在他的防地，当然更为真实可信。
作者接着用了四句来进一步描写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虽是四句，却按所见所闻来分写。他借提壶、布谷两种鸟的名字，不仅点明节令，而且也写出了岳家军与当地居民的水乳关系。一路上见到的是人民提着酒壶要岳家军饮一杯，以表示自己的心意。古时候，人民对于他所敬重的义师，是习惯用酒来相敬的，所谓“簟食壶浆，以迎王师。”这里着一“劝”字，非常传神，它表现了着一个因为纪律的关系不肯饮老百姓的酒，而一个因为感激情深，非要他喝一杯不可这样拉拉扯扯的动人情景。通过“布谷”的提示，原来士兵是在帮人民耕作，无怪乎这军队会得到人民热情的款待，人民要这样感激他们了。这当是作者亲眼所见的情景。最妙的是“芝夫”两句，芝是灵芝，那么芝夫就是指的药农了。荛子就是以砍柴为生的樵夫。这两种人，大都是远离城市，多数在深山老林里的。因此这当是作者在尚未进入武昌境地的山道上，碰见了从岳飞驻地出来采药砍柴的人，于是作者就向他们打听这一路听到的岳家军整肃的情况是否属实。因为这太难得了，是以未免使人难以相信。于是这些采药的、砍柴的就高兴地向作者极力地证实着，说到高兴处，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并且唱起当地的民谣以为证。这里作者没有写出自己的反映，但这“歌舞”也映出了作者的眼神，是惊喜而亢奋的。当然这样的情景在看惯了人民解放军的人们，那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在封建时代，那就是了不起的政绩。作者在最后感慨地说：要是能让岳飞去驱营布阵，他是可以就这样轻裘缓带从容不迫地一直打到黄龙府都无人能敌的。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岳飞被疑，置而不用。于是作者恨恨地说：像岳飞这样为国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是应该把他的风采画入专门纪念功臣的麒麟阁内的。作者的这阕“句句缘实”之词，最后的结尾，却是不实的。岳飞当年不仅没有入麒麟阁，反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屈死在了风波亭。这虽是后话，但就岳飞此时的境况看，敏感的作者已察觉到了这种不平，所以才有这虚拟的一笔。这是作者深刻的地方。“功谁纪？”作者在这里直是在质问了。虽然这时岳飞尚身居侯位，但作者从祖国正需要岳飞上前线时，而高宗却让他在这里坐冷板凳的现实中，已经感觉到岳飞的不妙了。而事实上，韩世忠在镇江，岳飞在武昌，都是为了“罢其兵权”，以便和议得以顺利进行。当时高宗为此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这真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正是由于高宗的这种卑怯心理，才使得南宋永远处于偏安之中。“风神宛转，麟阁画丹青”，表面看来是歌颂朝廷的，实则含有害怕岳飞去立功的悲愤。荆襄有幸，却是整个祖国的不幸。岳飞是如此的有为，却不能为统一祖国而留影于麒麟阁。爱与惜交织在一起，歌颂与悲愤混同，这就使得这阕词有缠绵悱恻，无限低徊的艺术魅力。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