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貌长如在，高风不可寻。
独遗杨子厚，谁寄惠连音。
莫向山庐宿，松声似夜吟。
冷貌长如在，高风不可寻。
独遗杨子厚，谁寄惠连音。
莫向山庐宿，松声似夜吟。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
顾炎武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博学强记，耿介绝俗，以著作《日知录》驰名于世。
抗清失败后，顾炎武奔走南北，眼界大开，对人生的认识也更加殷实、深刻了。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崇尚“游谈无根”的理学情况，《与友人书》以“为学”为话题，发抒了独具个性的治学观。
文章的结构呈放射状。作者从为学者与自我、现实的学友、书本（实际上仍是人——古代作者或书中古人）、历史的“学友”（文中提到了孔子，实际上是指对提升学者的学养有帮助的一切古人）的关系切入，精到地阐述了这四组关系中的心灵互动的重要性。他要求为学者做到博学审问（广泛涉猎，详细考究）、稽（与别人心灵契合）、求其是非之所在（实际上指学会辨析，学会批判），使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疆域。作者强调为学不是始于学习，终于学习，而应该联系实际，学有所用，即“有济于天下”。为学应该贯穿人生的始终，不进则退。这是为学者必须谨记的一条法则，圣人也不例外。
文中提倡的是一种注重“广博、渊深、实用”三位一体的治学观，辨证而深刻，实在而灵活。这不仅对当时的学人具有警策的作用，对现代的人们如何打造书香人生，创建学习型社会，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