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全词六句33字，采用细节描写和白描手法相结合的方法，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途行军的路线、方向和目的。表达了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以及词人看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而产生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胸襟之情。

　　第一、二句写红军战略转沿途艰难进军的景。开头连用三个地名，点明福建省西部的三个县，说明这次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的一些地方。从这几个地方看，行军从古田北向至宁化，再折向东至清流，右转向东北至归化，路线还是迂回曲折的。接着描写沿途的道路是那么狭窄、险要、阻滞，森林繁茂，荆棘丛生，到处阴暗潮湿，青苔满布，前进十分困难。红军经过这些地方向武夷山进军，困难非常多，但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所谓“会剿”，甩掉敌人，尽快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才决定要走这样一条敌人预料不到的、比较艰难的路。

　　第三、四句写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标。两个句子，一问一答，说明一直向着武夷山前进，要进军武夷山脚下。“直指”一词写出红军勇往直前的雄姿和气势。“武夷山下”点名进军初步要到达目的地。问句突出红军在“古田会议”之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一振；答句目标明确，铿锵有力。

　　第五、六句写红军到达目的地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情景。“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词人在众多景物中，单选取了红旗，风展红旗，明媚如画，这一方面是直接上文而来；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斗争的火热场面，既是真实之景，同时也是理想之象，让人仿佛看到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看到日益发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可感受到词人的坚定信念和豪迈胸襟。词作语言简洁生动，明白晓畅，词人避繁趋易，有意地选择平实的语句，彻底摆脱传统词供人浅斟低唱，有时甚至语僻难晓的境地。更让人称奇的是，全篇未用一个典故，词语明白如口语，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大众，听了也容易明白，从而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整篇词虽明白如话，然也精于锻字炼句，词人将推敲之迹隐藏在平实的语言表象下，极炼如不炼，看似寻常，细品方见奇功。如“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尽显行军途中的实际困难，也象征着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同时也透露出红军战士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革命豪情。对于所选事物“路”、“林”、“苔”，均以一字“隘”、“深”、“滑”点出其特征，概括精当，且所用字也并非深奥险僻，而是通俗常见，却又准确之至，从这也可见作者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对语言的精心推敲。另外这数种物象之间，并无词连接，只是单独并置，却又浑然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