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骑打围秋草绿，舳橹傅唱晓江平。
岸分南北人烟近，地控东南羽檄清。
牧守只今蜚刎予，九重渊默待盈成。
步骑打围秋草绿，舳橹傅唱晓江平。
岸分南北人烟近，地控东南羽檄清。
牧守只今蜚刎予，九重渊默待盈成。
此篇是元末明初诗人唐温如的传世之作。关于这位作者，历史上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然而，就是这一首诗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了他。借助于这样的一首短短的七言绝句，读者所能体悟到的，则是诗人特有的精神风貌。这首诗就像是他的一幅自画象，读过之后，诗人的精神风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诗题中的“龙阳县”，即今湖南汉寿。“青草湖”，即今洞庭湖的东南部，因湖的南面有青草山而得名。诗题中说“青草湖”，而诗中又写“洞庭”，是两水相连相通的缘故。
这是一首极富艺术个性的纪游诗。
诗的前两句“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把对历史的追忆与对眼前壮阔的自然景色描绘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以虚幻的神话，传递出真实的感情。秋风飒飒而起，广袤无垠的洞庭湖水，泛起层层白波，渺渺茫茫。那景象，与春日中轻漾宁静的碧水比较，给人一种深沉的逝川之感。诗人悲秋之情隐隐而出。但他故意不用直说，而塑造了一个白发湘君的形象，发人深省。传说湘君闻帝舜死于苍梧之野，追随不及，啼竹成斑，那是够悲切的了。而此时萧瑟之秋景，竟使美丽的湘君一夜间愁成满头银发。这种新奇的构想，更使人可以想象到洞庭秋色是怎样的触目惊心。客观世界如此，诗人自己的迟暮之感、衰颓之意，自然尽在不言中了。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两句对梦境的描写十分成功：入夜时分，风停了，波静涛息，明亮的银河倒映在湖中。湖边客船上，诗人从白天到晚上，手不释杯，一觞一咏，怡然自乐，终至于醺醺然醉了，睡了。“春水船如天上坐”（杜甫《小寒食舟中作》）的感觉，渐渐地渗入了诗人的梦乡。他仿佛觉得自己不是在洞庭湖中泊舟，而是在银河之上荡桨，船舷周围见到的是一片星光灿烂的世界。诗人将梦境写得如此美好，有如童话般地诱人。然而，“此曲只应天上有”，梦醒时，留在心上的只是无边的怅惘。一、二句写悲秋，未必不伴随着生不逢时、有志难伸的感慨；后两句记梦，写出对梦境的留恋，正从反面流露出他在现实中的失意与失望。所以三、四句看似与一、二句情趣各别，内里却是一气贯通、水乳交融的。
这两句对梦境的描写十分成功：梦境切合实境，船在天上与天在水中正相关合，显得真实可信；梦无形体，却说清梦满船，梦无重量，却用“压”字来表现，把幻觉写得如此真切；从梦境的清酣，不难觉察出诗人对于摆脱尘嚣的愉悦，记梦而兼及感情，则又有暗中传神之妙。古代写梦的诗不少，但像这首诗这样清新奇丽而又含蓄丰富，却是并不多见的。
全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笔调轻灵，写景记梦，虚实相间。构思之新颖独特，诗境之缥缈奇幻，为前人诗作所少见。而充溢在字里行间的那极富浪漫的色彩，也在后人的诗文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
这是一首描写江南山水风光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典型的旅游诗，作于诗人宦游途中，写行旅中偶遇之景色。诗中热情赞颂了稚川山水风光的优美，并巧妙抒写了思乡之情。
一二句，描画“行人”傍晚小憩于茅亭的所见，也是对稚JII山水的点染。作为一个赶路的宦游人，在“五月”仲夏的暑热中整日跋涉，直到傍晚才突然发现一个“松下茅亭”，岂不喜出望外；憩息亭中，只感到清幽的凉意阵阵拂来，又怎不感到痛快。再纵目远眺，那江中汀洲的白沙，那云烟缭绕的绿树，在暮色映照下显得一片苍茫。上句从小处下笔，工笔描画；下句从大处着眼，泼墨涂染。前后相映，构成一幅意境淡远的松亭晚眺图，含蕴着稚川山水给予异乡“行人”的快感和美感。
三四两句，抒发“行人”于松亭晚眺之中突然唤起的一种油然而生的乡情，实际也在表达对于稚川山水的盛赞。“行人无限秋风思”，是稚川山水给予“行人”的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发。“行人”二字，在此点出，补明上两句均是“行人”眼中之所见；“秋风思”代指乡愁归思，唤起诗人对故乡一切熟悉亲爱的事物的深切忆念。
此诗的妙处不在于它写出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感情，而在于它写出了这种思想感情独特的发生过程，从而传达出一种特殊的生活况味，耐人含咏。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