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真切地描写了一位妻子在青灯下给千里之外的丈夫写信,但苦于书信难以送达,因此忧伤憔悴的情景,写得形象、生动。曲子用典丰富,但并不晦涩,使整篇作品的意蕴更丰富,更有内涵。
起首“一点青灯人千里”,寥寥七字,包含的故事和情感容量却颇大。首先,由“人千里”三字可看出“离别”的主题;其次,离别的双方是一人远离,一人居留;再次,从“一点青灯”可知整首曲子是从居留者的角度来写的,抒发的也是居留者的思念;最后,“千里”极言二人相距之远,而“一点”又暗示独居者的寂寞,离愁别恨尽在其中。
沉浸于愁苦和思念之中,青灯下的人忍不住发问:“锦字凭谁寄?”“锦字”二字,以简省的笔墨交代出离别双方的关系。前秦苏惠曾织成回文锦书,寄给丈夫窦滔,以述真情,后人便以“回文锦”“锦字”等代称思妇寄给远方夫君的信物。可见,此曲描述的是夫妻之间的离别。“凭谁寄”即意味着无人可寄,因为“雁来稀”,寄书的大雁稀少,无从凭寄。
二人相隔遥远,又音信难通,独对青灯的妻子自然越发孤寂痛苦。“花落”一句,同样于简洁的文字中包含着丰富意蕴。“东君也憔悴”,以春光的流逝喻离别的伤感,其中暗含女主人公对年华易逝的慨叹。“花落”既是实景,也喻示女子青春的陨落,更指向离别的时日之久,以及相见之日的遥遥无期。对女主人公而言,等待是痛苦的,这不仅是因为她必须忍耐一个人的孤凄,也不仅是因为归期的不可知,更是因为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正一点一滴在等待中虚耗。这样一来,作者对于离情的刻画便已相当深入。
“投至望君回。滴尽多少关山泪”,女主人公将眼光投向未来,设想二人相见之日到来之前,她还将流下多少眼泪。“多少”二字,既说明与重见之日相隔的时日之长,也体现出女子思念之深,这份思念不会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变淡,也不会因为与夫君隔着重重“关山”而消散。“关山”与首句“千里”相呼应,使整首小令首尾相连,结构完整,空间和时间的阻隔也被巧妙地融为一体,读来浑然如一,不落痕迹。
这首词寄托着对两个歌女的思念。起二句回忆当年在月下梅边听歌女唱《金缕衣》曲。次二句回应《金缕衣》曲意,怨恨歌女薄情。过片写眼前,盼望着到采莲时节,能与歌女一同荡桨湖中。末二句用倒装手法,曲折委婉,充满诗情画意,与首句遥相呼应,意境浑成。此词结构严谨,情切意深,落笔疏拓,别具一格,用词嫣然,丽而有则。
起首二句回忆当年在月下梅边听这二位歌女唱曲,曲名《金缕衣》,词曰:“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宜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文君在此处借指唱曲的歌女,同时暗喻爱情关系。
次二句回应《金缕衣》中词意,说是经不起一夜春风,花枝尚未及折下,已经换上满枝绿叶,意在怨恨歌女的薄情。比喻新颖,含思凄婉。
过片写眼前景,从蘋花正香、莲花将开,联想到名叫蘋和莲的两位歌女,盼望在将要到来的采莲时节,能一同荡桨湖中。
最后二句为倒装句法,说是到了那时他将在花丛之中开怀一醉,让这两位歌女扶着归来;然而他又怀疑那时她们是否会来。曲折委婉,形象鲜明,特别是最后一句非常优美,充满了诗情画意。与起句“疏梅月下歌金缕”首尾呼应,意境浑成,饶有美学意味。
陶渊明全家回到上京里后,感到物迁人非,非常恻怆,他凭吊了从弟敬德的旧宅,寡奶遗孑,虚坐生尘,更触动悲怀。
尽管陶渊明深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死不能复活,仍为从弟功业未成一篑而悲叹,为从弟在“上有老下有小”最需要他的时候辞世而感伤。从弟的旧宅如今已物是人非,只剩下他和妻子落满灰尘的灵位和庭园荒草以及园林馀情了,陶渊明不禁步履沉重迟缓,眼泪沾满衣襟。
礼服制度决定人与人的亲疏关系,金钱财富决定人与人的感情距离。陶渊明对失去从弟会如此悲痛,反映了他不受礼法制度和世俗偏见的约束,将情感置于礼法和世俗之上,从容于礼法和世俗之外。全诗体现了陶渊明情感至上和逍遥自佚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写得较长,分五层委婉道来,有的句子似不甚精思,如“悲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殊不知悲之至而不择语,随口道来,更能体现其任真。陶渊明虽然淡泊,然对于亲友,正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