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有托古讽今之意，名托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求仙、穷兵黩武，实讽唐玄宗，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全诗可分为三部分。
首二短句为第一段，点明登高山望远海。登高临海，极目远眺，诗人心潮澎湃，但他并没有写沧海扬波，洪涛排空的景象，而去写与大海、高山相关联的神话传说。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写望中想到传说中的神仙境界并不存在，神话传说也为虚妄。六鳌成枯骨，三山已经是过眼云烟。扶桑摧折，太阳的光彩已沉没殆尽。“银台金阙”犹如梦中烟云，秦皇汉武寻求的长生药亦如幻影。精卫填海，徒劳无功；鼋鼍为梁，不足为凭。
末六句为第三段。写望中想到秦始皇、汉武帝穷兵黩武，妄想长生，终归一死。这一段为全诗之主旨所在。秦始皇骊山构陵，汉武帝茂陵筑墓，均已倾废荒芜。到而今，当年的英豪雄强早已灰飞烟灭，风光不再，只有听凭牧羊子赶着羊群来登临践踏。他们的魂灵守不住他们的墓冢，他们的余威阻止不了盗墓者贪婪的掘夺。昔日穷兵黩武，威加四方，何等霸气。如今仍落得个如此下场，要想乘飞龙而成仙，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历史就是无情的，自然也是残酷的。那些想超越自然法则的“野心家”们，终究如凡夫俗子一样，化作灰，堕为尘，成为深埋土堆里的一把枯骨，与庶民百姓没有两样。而他们那些愚妄的做法，最终成为后人的笑柄。诗意还不仅限于此。怀古仅仅是引领诗兴，由之写来，直奔主题。唐玄宗，溺于佛道，好神仙，求长生，比起秦皇汉武来，犹过之而无不及；其穷兵黩武之举，荒淫误国之行，与之相比，并无二致。借古鉴今，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才是这首诗真正的主旨。
这首诗主要不是怀古之作，而是感时之作。登高山，望远海，面对着绝好的写诗环境，绝好的诗歌材料，诗人却遥遥想起了历史上两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求仙的荒诞，予以严厉抨击。这是对此类皇帝的讽刺和批判，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暗示。感时伤世，抨今讽今，说明诗人虽落泊漂零，仍然心系朝廷，心系国运。
此诗典故密集，一个典故代表一种意象。这些意象的有序排列，组成了全诗的思维结构。
这首词主要描写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上片描述她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下片刻画她们按照民间风俗，彩线缠玉臂，小符挂云鬟，互致节日的祝贺。全词采用对偶句式，从中能依稀看到一直尽职尽忠地陪伴在词人左右的侍妾朝云的影子。
上片，预示端午节日，将开展浴兰活动，气氛十分浓郁。端午，处于初夏季节。穿着自然华丽，以衬托参与者的身份。于朝云来说，最好是绿色细绢——“碧纨”，正好与她的雅静性格相符。天气稍热，易出“轻汗”，“微透”着“碧纨”。“透”字用得贴切，将半明半暗的肤体朦胧美衬托出来了。“明朝端午浴芳兰”，显得有愉悦的审美性。它不仅体现了朝云由芳体而及兰心的纯洁高贵的情操美，而且反映了浴兰令节俗的淳朴纯真美。朝云浴处，余香犹存。沐芳浴兰，遍及社会。参与者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正如词人词中所写：“流香涨腻满晴川”。这正是古老节日文化发扬光大的表现。
下片，写词人偕朝云参与具体的端午节俗活动。词人着重写了两项端午节俗健身活动。其一，“彩线轻缠红玉臂”，“以五彩丝系臂”。它辟邪驱鬼，使朝云“玉臂”“红”而长命。与用五色花线缠粽子投江以吊屈原之魂有同等意义。其二，“小符斜挂绿云鬟”，以“赤灵符著心前”。它能通神明，使朝云“云鬟”“绿”而身健。与小孩穿老虎腰肚，门上挂蒲剑以辟邪护身有同等意义。词人着重描写缠线、挂符活动，且用对偶句式，为的是“佳人相见一千年”，愿灵验得到应证。真是一语中的，画龙点睛。
全词是篇民俗诗，充满了浓郁的古老民俗气息，是研究端午民俗最形象而珍贵的资料。
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