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捷的这首词是和其《虞美人·听雨》一样,是其对己身世和生平的自叙性文字。这首词在表达了更为婉约些。它用一种闲适、淡漠的表面,以潇洒而轻逸的笔调写出内心的隐痛蒋捷世属宜兴望族。
全词以写景起调。“枫林红透晚烟青”,枫叶深红,是经霜长久,“透”了即要落地。“烟青”在“晚”:这恰如一个饱经折磨身乏神疲,凄恻迟暮的老人。接着抒发愁思:“客思满鸥汀”,“客思”是客居江湖的亡国飘泊之愁:“鸥汀”,表示水乡,愁对闲暇栖息的鸥鸟和平静空阔的沙汀,一“思”便即景见情。
“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二十年”,应是亡国后的二十多年。他想“种竹”,因为竹节是被当作保持高节与虚心的象征的。种竹,实为寄托亡国遗民的心事。“种竹”而“无家”,是因国破家亡。如果还不想改变自己的好尚,而只能“借竹为名”。在词人故乡宜兴有竹山,在县东北六十里的太湖之滨,作者曾隐居于此,故号竹山。
转笔写时间之易逝。“春风未了秋风到”,季节迅速地变换,其余是一片空虚。“老去万缘轻”,意同《虞美人·听雨》的“悲欢离合总无情”,词人表示这种淡漠、麻木的感情,是包含了失去少年欢乐和豪情壮志的悲哀。实际上他是用冷漠、麻木来表示对黑暗现实的蔑视的。
“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以颓唐、闲散、放浪的形态自污,以山水、渔樵为知音,作逍遥游,“闲吟闲咏”,让舟子、渔人,去作“棹歌”歌唱了。“闲淡”是被迫养成的:“无闷”、“无愁”恰是愁闷大到无可收拾的地步。
蒋捷世属宜兴望族,加上少年即中科第,使他从骨子养成一种名士风流的气概。但朝代的更换,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词只好在吟花赏月表示出对往昔盛事的眷念之情。
诗中描述了新晴之后颇为清静、悠闲的环境和心情,语言通畅易晓而又情趣十足。最后两句诙谐而有创意,用拟人的手法,把“南风”当作老朋友看待,而在这“无人”来访之时,对于“南风”的造访便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因而“南风”也无所顾忌,可以随便翻书,成了诗人的知音,于是,就在“无人”的境况中平添了不少引人遐想的情趣。
“青苔满地初晴后”正好和王安石“茅檐长扫静无苔”相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青苔满地”,比起刘禹锡“苔痕上阶绿”来,这“苔”要多得多。同样描写幽静的境界,无苔,有苔,多苔之差是巨大的,王安石用无苔以表现“净”,刘禹锡用上阶绿之苔写独处陋室之“静”,这首诗满地之苔则因久雨初晴,其中差异不能不辨,这是提高鉴赏能力的有效方法。
“绿树无人昼梦余”写午梦醒来之后,虽然只见到“一树碧无情”,但宁静恬适的心境却是非常好。经过长时间雨洗之后,树更是绿油油的,多么令人惬意!诸葛亮高卧隆中,一觉醒来,不是还高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吗?想到这,诗人会心地笑了。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后两句。诗人把南风写成是一个十分诙谐而又善于戏谑的老朋友,他偷偷地推开了门,闯了进来,还装作爱读书的样子,正不停地翻着书。诗人为读者种了一株诗苑“惹笑树”,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发出爽朗的笑声。其实,这样写并非诗人首创,发明权当属唐人,薛能的《老圃堂》有“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李白的《春思》有“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诗人融薛、李诗句于一炉,经过锤炼锻造,又添上绝妙的“偷”字,表达效果远远超过了原作。这绝不是“偷”,而是创新。
而诗人在《致斋太常寺以杖画地成》中又用这一意境,写了:“杖藤为笔沙为纸,闲理庭前试草书。无奈春风犹制肘,等闲撩乱入衣裾。”可见,诗人对这一意境和这一手法是情有独钟。但相比较而言,还是“偷开门户又翻书”来得更自然亲切,也更有趣些。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