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绂遗尘境,青山谒梵筵。”“朱绂”此处用以指代游者,正显示其身份之尊贵。“尘境”与“梵筵”相对,一指世俗生活的地方,一指超脱红尘的佛寺。诗人陪同这位贵人离开了世俗的境地,来到这青山环抱之中拜谒佛寺。
“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两句纯用佛典当中的用语。“这两句是说佛法能开启众生觉悟的道路,能超度众生脱离迷川,到达理想的彼岸世界。诗人这里是借眼前之景既赞颂了佛寺、佛法,又赞颂了来游禅寺的人。
“岭树攒飞拱”以下四句是从宏观上描绘佛寺之壮观,也是诗人刚入禅寺所看到的景色。山岭上茂密的树木簇拥着寺庙的飞栱;岩石边的繁花覆盖着谷中的幽泉;寺中的高塔,高耸入云,似乎凌驾于海日之上;而雄伟的殿宇,气势非凡,又好象超出于江烟之上。“海日”、“江烟”在这里无非是用以烘托“塔形”与“楼势”,不一定意味着这禅寺真的在海边江上。所以对诗意的解释不必过于拘泥。这四句诗不但对仗工整,而且用词精妙。“攒”、“覆”、“标”、“出”四个字把环境的幽美,庙宇的雄伟写尽写足了,也写活了。
“香气三天下,钟声万壑连。”随着这两句诗的展开,诗人之笔深入到了佛堂之中。由此可以体会到全诗似乎是由外而内逐步深入的。佛寺里的香烟弥散于“三天下”,宏亮的钟声在千丘万壑之间回荡不绝,象征着佛门广大,其影响正普及于天下。这两句诗气魄宏伟,正是李太白的一贯诗风。
“荷秋珠已满,松密盖初圆”这是进入到禅堂深处了。这两句虽仍是写景,却隐含着佛理。秋天荷叶上布满了晶莹的露珠,繁茂的松树已亭亭如盖。这两句描摹景色,细致入微。“已”、“初”两字用得十分确切,“圆”、“满”更是语带双关。“圆”,“满”两字一方面赋于荷珠、松盖以鲜明的形象和勃勃的生机,准确地传达出荷珠松盖的神韵情致;另一方面又隐含着禅机。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有一节“说圆”写道:“释书屡以十五夜满月喻正遍智”。他广征博引上座大众诸部经典,如《文殊师利问菩提经》《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等等中的各类例子。可见以“圆”“满”作为“如来智慧”的形容在佛家经典中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人们也说功德圆满之类的话。诗人在这里揉诗意禅趣于一体,可谓巧妙之至。
“鸟聚疑闻法,龙参若护禅”两句进一步借写景点明身在佛寺,也像“鸟”与“龙”一样受到佛理佛法的薰染,体验到佛法的威力。
“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两句借用伯牙钟子期的故事,自谦和的诗愧非知音。《吕氏春秋》载:伯牙鼓琴,遇钟子期,伯牙志在泰山,子期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过了一会儿,伯牙志在流水,子期又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从此“高山流水”成了“知音”的象征。
李白一生与道教关系密切,自称“臣是酒中仙”,以贺知章赠给的佳号“谪仙人”自傲。但是他与佛教的关系也同样十分密切,他自称“青莲居士”,并有诗言道:“金粟如来是后身。”据有人统计,与李白交游的僧人有三十余人,他还曾从两位高僧学法。他寄居过的佛寺寺院有名可考的便有二十余座,他写的有关佛教的诗文有五十多篇。李白在这首诗中用了大量应景的佛家典故,胡震亨曾说道:“诗家拈教乘中题,当既用教乘中语义,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李白在这首诗中基本上是为了应景而用佛典语,但他用得精工,用得巧妙,景语佛语熔于一炉。这就表现了他的诗学佛学造诣均卓越非凡。这首诗音律精严,对仗工稳,是一首典型的律诗。确实,最能表现李白心胸、抱负、胆识的是他的乐府古风之中的许多不朽之作,但这首诗虽是应酬之作,仍表现出他超凡脱俗的横溢的才华,于“端整”中不失“飘逸”。诗中没有明写游禅寺,但几乎每一句每一字都不离一个“禅”字,使人一下子便能悟到诗人说的是禅寺,这些地方也可见诗人深厚的功力。
这首诗也许不能代表李白诗作中主要方面,但正因为其独特更说明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恰如要全面地了解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之外,《秋兴八首》也不可不读一样,读读这首诗,对全面了解李白是会有帮助的。
“青梅”二句写又是残春天气,青梅煮酒,好趁时新,以闲笔入题。古人春末夏初时,好用青梅、青杏煮酒,取其新酸醒胃。“斗时新”,犹言“趁时新”。接下来,“东城”二句写抒情主人公春游时,与意中人不期而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耿湋《寄司空曙李端联句》:“南陌东城路,春风几度过。”其后陆游亦有“看花南陌复东迁”之句(《花时遍游诸家园》)。
过片三句,描述两人相遇后的情景,“展香茵,叙情亲”写词人铺开了芳美的茵席,一起坐下畅叙情怀。其亲密无间,殷勤款洽,说明词人跟他的意中人缠绵深长的情爱。正由于词人能够跟这位意中人“叙情亲”,所以才动了他的非份之想:“此时拚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游丝”悠扬不定,若有还无,仿佛自己心中缥缈的春思,欲来还去。
“朝云”,喻意中人,亦用典暗示她那“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的身伤。这三句是说词人这时甘愿化身为千尺游丝,好把那朝云牵住。可是,这柔弱袅娜的游丝,未必真能把那易散的朝云留住,这十二字中,有着“象外之象”,蕴含了丰富的潜信息:偶然的相会,短暂的欢娱,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离散;多少怅惘,多少怀思,尽不言之中了。
这首词感情深挚,虽写丽情,但不纤佻,而文笔纯净,有一种幽细、含蓄之美,是一首颇有品格的小令。
这首诗作于搬家时,抒写对故居一草一木依恋难舍的深厚感情。
诗人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创造了这一童话般的意境。诗中的一切,无不具有生命,带有情感。这是因为戎昱对湖上亭的一草一木是如此深情,以致在他眼里不只是自己不忍与柳条、藤蔓、黄莺作别,柳条、藤蔓、黄莺也象他一样无限痴情,难舍难分。他视花鸟为挚友,达到了物我交融、彼此两忘的地步,故能忧乐与共,灵犀相通,发而为诗,才能出语如此天真,诗趣这般盎然。
这首诗的用字,非常讲究情味。用“系”字抒写不忍离去之情,正好切合柳条、藤蔓修长的特点,又写出柳条藤蔓牵衣拉裾的动作,又符合春日和风拂拂的情景,表现它们依恋主人不忍主人离去的深情。用“啼”字既符合黄莺鸣叫的特点,又似殷殷挽留、凄凄惜别,让人联想到离别的眼泪。这种拟人化的写法也被后人广泛采用。“啼”字既指黄莺的啼叫,又似殷殷挽留、凄凄惜别,也容易使人联想到辞别时离人伤心的啼哭。一个“啼”字,兼言情景两面,而且体物传神,似有无穷笔力,正是斫轮老手的高妙之处。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