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全诗语言浅显，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尽管带有打油诗的意味，却风格朴拙，意蕴深远。
全诗可以分开来看，上下两句写的是两种不同的火：一种是野地里，一团乱蓬蓬的茅草燃烧起来，看似来势凶猛，一瞬间便可烧红半边天，但是也在一瞬之间，乱茅草就烧完了，火势自然不能随之延续，也就迅速的灭了。“蓦地烧天蓦地空”，两个“蓦”字，突出地表现了一团浮躁虚夸的茅草，来得快也去得快，闹哄哄地一场空，成不了什么气候。另外一种是在火炉里烧老树根疙瘩，它们埋在土里有些年头，早就腐朽了。也正因为腐朽，火劲儿也就小，烧起来慢腾腾的，看着并不张扬，反而能保持恒温，特别耐烧，因而冬天可以用来煨火，于平平淡淡间给人以长久的温暖。
诗人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这里概括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形象：一种是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另一种则是扎扎实实、默默作来以求实效。诗很浅显，却隐含深意。全诗以烧火为喻，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此诗似乎在讽刺当时的王安石变法之政令繁复，执行草率，声势浩大，收效甚微。
诗人在诗里并未留下明确的只言片语，对这两种火的形态进行评价，只是单纯地将这两种形态描述出来，诗便结束了。但诗人的态度已经很分明，他用这两种火的形态来喻指世人做事的两种不同风格，一种谓之爆发力，一种谓之持久性。辩证地来看，二者或许各有千秋，难说好坏，但诗人字里行间的意味，很显然是赞成后一种风格的，拒绝那种虚燥的、短暂的辉煌，而是去追寻踏实的、长久的温暖。所以，诗的前后两句之间要用“争似”二字来勾连。另外，这首诗对比手法的运用很有特色。如茅草燃烧前后情况的对比。两个“蓦地”强调其时间之短、反差之大。又如烧茅草与烧树根不同状态对比。“蓦地烧天”与“漫腾腾地”突出茅草的轰轰烈烈与树根的不动声色。又如“蓦地空”与“暖烘烘”对比，强调二者结果一虚空、一实在。
这首诗语言通俗，类似打油诗，但寓理于物，针砭时弊，也可说它是“主理”的宋诗一个典型。
全词用赋的铺张扬厉之笔法极力铺叙京城清明时节的节序风光，粉饰出一片虚假的太平繁荣景象。词分上、中、下三片，上片写宫苑中的春景，由内及外；中片写郊外之游，具体描写莺歌燕舞、各色人物游冶欢乐的情形；下片写贵族宅院中的喜庆景象。
上片写春到京城，将优美的春景，归结为“朝野多欢”、“箫鼓”盈衢的“太平气象”。“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首二句写景，收入了梨花、海棠、夜月、朝雨这一系列意象，色彩清丽，并未沾染上多少宫廷的富贵气息。“内苑春”四句写春意由皇宫内苑延向民间，渲染出一片春意融融的景象。“东风静”四句，描写东风拂柳的春日景象和皇宫楼阙的巍峨，烘托出帝王之家的祥和与高贵。东风和煦闲静，细柳静静地垂拂着金黄色的柳丝，远远望去，皇宫楼阙金碧辉煌，朦朦缥缈，却非烟非雾。“好时代”四句全是颂扬之词，粉饰出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
中片写市井之繁华热闹。流莺宛转，燕子去来，近水台榭映秋千，成双游女戏斗草。卖场携酒，踏青祭扫，游人往返不绝，犹有留情于“夭桃朱户”人家者。仍归结为贵族子弟纵马豪饮的游冶逸兴。“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这二句写莺歌燕舞，既是对景物的描绘，也象征着太平盛世的祥和安宁。“近绿水”四句描写了荡秋千和斗百草两种游戏场面，姑娘们的嬉耍在无形之中为春天增添了不少美色。“饧香更”四句描写了踏青路上的热闹景象，暗示了这也正是青年男女们恋爱的季节。“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中片歇拍二句描写了富贵子弟的狂饮醉归，暗衬出一派醉生梦死的承平景象。
下片借寒食清明习俗禁火，宫中以蜡烛分赐近臣，及弛禁开门，住宣休务等事，写皇上降恩，与百僚同乐，以此颂圣。“正轻寒轻暖漏永，半阴半晴云暮。”这二句交待了天气和节候特征，暗示天下风调雨顺，人心舒畅。“禁火天”描写了民间“试新妆”的喜气，呈现出一派万象更新的可喜气象。“清明看”四句，描写了宫廷传蜡烛“燃薪火”的盛况，进一步渲染了万象更新的盛世气象。“敛兵卫”四句描写了节日里皇宫朝廷的安宁气象，“敛兵卫”而洞开宫廷大门，具体印证了前面的“太平”；“又还休务”则是对“朝野多欢”的一个总的收束。全词也在这样一片太平祥和的氛围中戛然而止。
统观全篇，是一种竭力罗列铺陈的赋体写法。比之于出自真情实感的抒情词作来，其文与价值或要逊色得多，但就当时文学现象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诗词体式“应制体”来看，也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故得到一些评词者的赞许。全词铺叙勾勒，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处处照应；语言雅洁富丽，修饰精工自然，既具音律美，又具意境美。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
这首诗以清明时节为背景，用白描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知识分子的困顿生活，表达了诗人生活的艰难和以读书为乐的情怀。
前二句开门见山，清明是春回大地、草木萌发的时节，到这一天，人们不论贫富，都要穿着春装，到郊外去赏花踏青。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观赏大好春光，舒散自己抑郁心情的日子里，我们的诗人却兀坐家中，既没有花酒助兴，也没有高朋作陪。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清明，诗人往日的孤寂心情不就更为典型地表现出来了吗?因此，诗的第一句看似平常，实则含义颇深。接下去，诗人进一步扩大，加深这种沉重感。“兴味萧然”本已经勾画出作者百无聊赖、孤独寂寞的心情了，更何况他又用“野僧”作比。我们知道，佛家主张“物我两忘，四大皆空”，作者身居人境自比“野僧”，一种几乎被世人遗忘、自生自灭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作者凄苦冷寂的心情也被表现得更为强烈了。。
后二句是现身说法，自诉人穷志不穷，表明寒士的清明佳节，第一件事就是刻苦用功，努力读书，主题思想是励志劝学，发愤读书。昨日诗人向邻家“乞新火”本是为了生活所需（包括烧水煮饭等），而诗人在这里只说“分与读书灯”，这就使兴味得以转化，是一种寄托和享受，和先前感到的“萧然”迥然有别：他将痛苦与郁闷化为前进的动力。这盏伴随他苦读诗书的灯，仿佛点燃了生命的火炬，驱走了眼前的黑暗，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于是心胸豁然亮堂，情感得以净化，另有一番“兴味"在心头。这种“兴味”的内在涵义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只有立志成才的人，才有这样的毅力，这样的兴味。正因为如此，诗人的形象才显得生动形象，才能在无花无酒的清晨，专心致志地在读书中度过清明佳节。
全篇语言朴实，议论明快，叙述简洁。全诗运用衬托、对比的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寒士的困顿生活，给人凄凉、清苦之感，寥寥数语，质朴平实，于小处见大，自然揭露出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