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 一“初”字，道出了诗人对于惊蛰节气的喜爱。初，意味着春天的初次相见，带着期待与期盼，一切如纳兰容若所写的那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刚刚好，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又孕育新的希望。
颔联，桃花，鹰化为鸠，都属于惊蛰的三候现象。一候，桃始华：桃，果名，花色红，是月始开。二候，仓庚鸣：庚，亦作鹒，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曰“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黄，又名鵹黄，谚曰：“黄栗留黄莺”，莺儿皆一种也。三候，鹰化为鸠：鹰，蛰鸟也，鹞鹯之属;鸠，即今之布谷。“桃花”本来是为了对仗“老鹰”，为了照顾平仄，将“老鹰”对调成“鹰老”。于文义并无大害。“开”对“化”，“蜀锦”对“春鸠”，都是很工整的。
颔联的春意是浓烈的，自古吟咏桃花的诗作，是令人惊叹的。前有《诗经》，“桃花夭夭，灼灼其华”;唐有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宋有东坡居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明有唐寅，“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当酒钱”等等。千古以来，桃花就代表了春的使者，令无数诗人灵感乍现，佳作迭起。惊蛰，不但叫醒沉睡的小动物们，也唤醒诗人们的灵感与才情。这大概就是惊蛰的魅力吧。除了一候桃花，惊蛰节气的另外两候信使也一并到来：“二候杏花，三候蔷薇”。因而，杏花春雨江南;满苑蔷薇香伏虎，半池柽柳水生魂，这些优美的词句，都是为了赞美惊蛰时节的春天。有桃花，杏花，蔷薇三君，春天就足以惊艳天下了。
颈联，充满生机与禅意。这时候，万事万物都拼命生长，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万物并作。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了老子思考的空间，孕育了他道家哲学的“无、有”思想。恒有欲，以观其缴;恒无欲，以观其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们人类，也应该按照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现象，来看待处理我们身边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草木有萌发，就会有枯萎。所以，这样一个催迫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予老子提供了新的哲学概念。而无数文人墨客，也在这变化之中，期待着生命里的一场浪漫之旅。事实上，萌发的岂止是草木，更有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当诗人看到这些萌芽儿，一个个都长得整整齐齐，仿佛在互相打招呼，一切就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