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蝶恋花》是王国维的代表作之一，全词抒写伤春怨别之情，寄寓对于人生的看法，其哲理意味并不很浓烈，而细加吟绎，仍可见它与传统的伤春怨别词有所不同。
词的上片侧重描写伤春情绪。
“窗外绿阴添几许”起拍设问。一开始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因为绿阴增添，意味着春色衰减；经此一问不能不跟着察看窗外景象的变化。
“剩有朱樱，尚系残春住”。接着回答设问。如此一问一答，即勾画出一幅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象图。原来词人关心的不是绿阴添加了多少而是还有几许春意。这时剩下的只有樱桃，抓住春天的裙角，不肯放春归去。词人无一字提及惜春，但惜春之意已现。
“老尽莺雏无一语，飞来衔残樱桃去。”而结拍又在这图中添上一笔，谓春天已是如此凋残，黄莺儿还要将此唯一为春天留下标志的樱桃衔走，表现出其对于春天的怜惜情状。以上所写，虽为一般自然物象，看似与社会人生无关，而自然物象的变化，却处处牵动人心。
下片由伤春转入怨别，专讲社会人生。
“坐看画梁双燕乳。燕语呢喃，似惜人迟暮”。点出了上片之景全是词人在室内所见，窗外已无春意。词人将目光移及画梁双燕，希望能获取一些安慰，却见画梁间小燕子，呢喃细语，像是为人们失去美好的春天感到惋惜。而小燕子之成双成对，相亲相爱，同样也引起了主人公的怨别情绪。眼中所见乃心中所想，这一句反衬出词人的孤寂和凄凉。因为此时的主人公正是独自一人“坐看画梁双燕”。这是由眼前物景所触动的无端烦恼。此时此刻，主人公多么希望能够像画梁双燕那样，与自己所思的人在一起。
“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这是词人的感叹。由此将词人带回现实中来，先前所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莺莺燕燕飞来飞去，欢欣鼓舞，是因为他们从不“思量”的缘故，世间之人之所以有迟暮之感，有许许多多的烦恼，是被“思量”所误呀！这里，主人公埋怨自己的“思量”不为对方所理解。在现实面前，经过再三“思量”，终于有所觉悟，认识到：“思量”是人生痛苦的根源。这就是全词所写惜春怨别情状所要说明的道理。所谓“思量”，可以解作相思，但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包括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社会人生变化的一种“忧患意识”。当然，词作所写伤春怨别情绪，都是“思量”的具体内容。
如果从字面上看，这首词所写伤春怨别情绪，似乎人皆有之，不见残有何特别之处，但是，如果联系作者的人生观及其对于世界的看法，就可发现这首词所写的情绪，内容很不一般。王国维对于人生怀有“极深之悲观主义”，他认为人生缚于生活之欲，只是痛苦而已。所谓伤春怨别情绪，实际上也是生活之欲的体现。他主张文字及美术，应当遗弃一切“关系”与“限制”才能残到解脱。因此，这首词对于“思量”的看法。当与这种在生活之欲中求解脱的思想有关。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对于自然物象变化的伤感情绪，对于悲欢离合的怨恨情绪，一切“思量”都将带来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又是很难解脱的。他把这一人生体验，即人生哲理，写到词中来，指出“人间总被思量误”，这却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