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竹枝》，是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民间曲调，词人即用它来歌咏当地的史事和传说。
“十二山晴花尽开。”“十二山”，即巫峡十二峰，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北岸。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起句点地，将风光奇丽的巫峡写得花团锦簇。而此地又不仅以风景胜，更有着古老的历史遗迹与浪漫的神话传说，于是乃于第二句“楚宫汉阙对阳台”让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楚宫”，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离宫，俗称“细腰宫”，在巫山县西北，三面皆山，南望长江。“阳台”，一名“阳云台”，在巫山来鹤峰上，南枕长江，高一百二十丈。相传战国时楚怀王曾梦与巫山神女交欢，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也梦见过这神女。说见旧题宋玉所撰《高唐赋》和《神女赋》。此句言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与神女出没的阳台遥遥相对，明显是影射神话传说中怀王父子与巫山神女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牵出了楚王荒淫好色的内容。第三句“细腰争舞君沉醉”即进一步渲染之。“细腰”，代指楚宫美人。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其臣下为了邀得灵王的宠爱，遂皆节制饮食，束紧腰带，甚至于饿得有气无力，须扶着墙壁才能站起身来。事见《墨子·兼爱》。据此推论，则楚宫中的美人自必为细腰了。美人投楚王之所好，扭动纤细的腰肢，争先翩翩起舞，而楚王也就在这欢快气氛中饮酒作乐，终至沉醉。三句层层铺垫，一笔笔勾出了一幅热闹喧天的“楚王行乐图”，其实都是在为第四句蓄势，势既蓄足，即开闸放出一库冰水，只“白日秦兵天下来”七字，就将前二十一字的歌舞升平气象收了个干干净净。据《史记·楚世家》，怀、襄二王统治时期，秦国曾多次举兵攻打楚国，其中以公元前278（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楚国先王祖坟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那一次最为惨烈。自此，楚国一蹶不振，五十余年后终于为秦国所灭。此篇结句，就形象地集中地概括了这段史实；虎视眈眈的强秦瞅准了楚王沉醉于酒色之中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楚境，将这富庶而美丽的南方大国并吞了去。
其实，《高唐》、《神女》二赋是否真是宋玉所作，向来就有争议，即便真是，文学作品容许虚构，怀王、襄王父子梦交神女之事也未必属实。二王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以好色著称，楚国之所以亡于秦，自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然而，咏史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史”，作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有权遗貌取神。大凡历代的误国、亡国之君，未有不纵欲的，好色贪杯固是一大通病。所以词人攻此一点，也算抓住了要害。
此篇在选材上，它熔铁于金，糅合正史与稗官小说，虚实相济，乃显得活泼而不拘谨。隶事时，又移花接木，叙怀、襄二王的行状而不假外求，信手拈出其祖先灵王好“细腰”的典故，给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君好色其来也有渐的历史暗示，手法十分机巧。不过，推究其本身的格律，它又符合于一首纯粹的七言绝句，而咏史七绝正是中晚唐作家的拿手好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不宜夸大它在咏史词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这首诗写一位农民在雨天半夜就辛劳耕作的情形。诗的开头写久旱逢甘霖，夜里下了一场大雨。“雨足”一句，是说雨水很多，就连高处的田地也积了许多水，而成为一片水白色。作者用“足”、“白”二字，既突出强调了雨水之多，又暗示了农夫耕田将会倍加艰难和辛劳，为下文作了铺垫。“披蓑半夜耕”一句，乍看之下，让人想到不合情理。哪里有农夫披着蓑衣半夜里耕地的呢？但细细品来，此句却是蕴意深含。可能是由于雨水过多，农夫们耽误了播种的时间，泥水里，又是冒着雨，耕田的吃力是可想而知的。
后两句用“力俱尽”与“殊未明”作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农民早出晚归、不知疲倦的辛苦劳动生活。虽然“人牛力俱尽弦，但劳动的时间还很长，天亮之前和天亮之后农民将如何坚持下去，这是留给读者想象的内容了。这首小诗十分通俗，明白如话，虽然是反映农民辛苦的，但它是通过耕作情形的具体而又细致的描驽来表现的，它取的是一位农民最平常的一个劳动镜头。风雨里，半夜就去耕作，像牛一样出力，全诗语言清新明快，形象地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动乱年代，地方水利失修，农民靠“天”吃饭的这一事实，也是封建社会里的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写照。
这首诗纯用白描，立意新颖，语言通俗流畅，仅短短二十个字，就准确地描绘了农夫披蓑夜耕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农夫苦难生活的满腔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