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以写景导入。“江水苍苍”三句是愁人眼中的秋色。江水浩渺而苍茫,秋天江潮常是最为壮观的,但在流放异乡的词人看来,江水仿佛离人之泪,纵使秋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倦柳愁荷”更是情景交融。秋霜以后,柳叶行将败落,已不是春夏时节的青翠欲滴,荷叶几个月来辛勤扶持着娇艳的荷花,这时花落叶老,往日的郁郁葱葱已不复存在,以至只留下听秋雨的“残荷”(别本“愁”即作“残”)。而这江、这柳、这荷,都感受到秋天的袭来。“废阁”、“古帘”与下文“清灯冷屋”都是写词人居所的。阁已“废”,却还住人;帘已“古”,却还挂着,可见词人生活的清贫。“雁程最嫌风力”句,“雁程”,指雁之行程。“嫌”,即怕。雁飞最怕风大,逆风飞翔,吃力而难停歇,自然也就不能捎来故园信息。史达祖原籍是北宋故都汴梁,但他生于高宗绍兴末年,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南宋都城临安度过的,其亲友也大都在那里。这里的“故园”,应指其西湖边葛岭一带的家园。“爱渠入眼南山碧”一句是忆旧。“渠”,即它。
“南山”在临安是实有的,大旗山北有一座高四十余丈的山即名南山,山上有杜牧墓。西湖周围尚有南屏山、南高峰,皆可谓之“南山”,但这里当是泛指居所南面的群山。词人身处贬所,故格外留恋过去临安的家居生活。一“爱”字,一“碧”字,与上文贬所景象之感情色彩成了鲜明对照。“念上国”一句,明白道出所念乃是京都。词人尽管身遭不幸,而忠君爱国之心并未改变。“谁是脍鲈江汉未归客”一句,乃反躬自问,这江汉未归之客实指词人自己。“江汉”指长江、汉水间的地域。如杜甫在江陵(今属湖北)作诗自称“江汉思归客”,即指旅居在江、汉之间。此词的“江汉未归客”字面亦当本于杜诗。“脍鲈”用晋人张翰的典故。张翰任齐王冏之东曹椽,因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辞官,命驾归。
作者以张翰自诩,但却不能如张翰之全身远祸。宋代官员得罪流放远州,轻者送某州居住,稍重曰安置,又重曰编管,皆指定居住地,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况且他是鲸面流放,身不由己,有家难归,并非留恋爵禄。词写至此,词情更为抑郁,便由伤秋怀乡转而感伤不幸身世。
过片句以“还又”二字作过渡,更进一层。苍苍江水,倦柳愁荷,已使江汉未归之客黯然神伤,又值“岁晚”,况是“瘦骨临风,夜闻秋声”,故倍增孤寂之感。“岁晚”,犹岁暮。俗话说:“年怕中秋月怕半”,中秋以后,一年过去大半,仿佛日之黄昏,无怪乎杜甫《秋兴》诗中“一卧沧江惊岁晚”即谓深秋为“岁晚”。“瘦骨”二字道出词人贬中体貌枯槁,精神憔悴。
“夜闻”二句写客中的所闻所感。秋时西风作,草木凋零,多肃杀之声,而称“秋声”。庾信《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暮志铭》谓“树树秋声,山山寒色”。秋声乃西风吹动树木所发。“岑寂”,为冷清、寂寞之意。词人孤身羁旅,对萧瑟之秋风,萌发寂寥之情。
此情既是触景而生,也是贬谪中的爱国志士无往而不在的身世之感的真实流露。词人一心报效祖国,他曾“每为神州未复”(《龙吟曲》)而忧心忡忡,也曾幻想“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满江红》),更希望有一天能“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满江红》)。但他寄予厚望的开禧北伐失败了,主战者的头颅成了向敌人讨好的贡品,当时的形势诚如王夫之《宋论》指出的:“侂胄诛,兵已罢,宋日以坐敝而讫于亡。”国事一日不如一日,有着报国之心的词人不能无动于衷。但眼前的现实却如此冷酷:“露蛩悲、清灯冷屋,翻书愁上鬓毛白。”蛩即蟋蟀,秋露降下,蟋蟀悲鸣,仅有冷屋中的一盏孤灯与词人相伴,只能以“翻书”来打发这漫漫长夜。屋是冷的,阁是破的,词人的心也是碎的。他忧国伤时,故愁得鬓发都白了。曾几何时,公元1201年(嘉泰元年)张镃为他的词集作序时还称他“郁然而秀整”,且“须发未白”,时间过去不多几年,他竟然已“瘦骨临风”、“鬓毛白”。其实他这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早衰。他早年也曾到过江汉一带,当时正值青春年少,与好友们相约嬉游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可是此时贬谪故地,却是万般无奈,惊魂不定。史弥远政变的刀光剑影仿佛还在词人眼前晃动。继韩侂胄遇害后,丞相陈自强也被贬死雷州,北伐主帅苏师旦被处斩于韶州。史弥远虽对外只会腆颜事敌,但对政敌的迫害却从不手软。这时,史达祖在贬所会不会受到新的迫害只有天才知晓,但这种威胁是无时不在的。他既无辛弃疾那样的雄才大略,性格上也缺少稼轩的英雄气概,在这首词中也不难看出。
“苒苒”二字乃柔弱之意,“苒苒魂惊”,正透出他性格上软弱的一面。故当其客中送客之际,只能一洒志士之泪,却无一壮语赠别,连牢骚也不敢发。后结二句,为送别寄远之辞。“南浦”指南面的水边。《离骚》有“送美人兮南浦”之句,又江淹《别赋》云:“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里借“南浦”而点出送别之意。“烟驿”,指词人之居所,与前文之“废阁”、“冷屋”同义。“剪梅”乃寄远常用之典。据《荆州记》载,“陆凯、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因无所有而折梅寄远已属可叹,何况词人身处贬所,寄远之际更多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情。词即在这哀怨之中结束了,更显得一往情深。
从这首词的艺术表现手法看,也是颇具特色的。词人身遭不幸,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郁积于胸,不可不言而又不可明言,故形成了一种沉郁苍凉的风格和回环往复、虚实相间的抒情结构。词人深沉哀怨之情是历历可感的。“雁程最嫌风力”、“无奈苒苒魂惊”等语,都写得沉郁深挚,颇为感人。梅溪词受清真影响,在章法结构上常常通过种种回忆、想象、联想等手法,前后左右,回环吞吐地描摹出他所要表达的东西,看到的和想到的融于一篇。这一特点,在他被贬流放后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首词正是如此。词中之江水、柳、荷、废阁、古帘、清灯冷屋,都是实景,而“受渠入眼南山碧”,“年少俊游浑断得”则是回忆与想象,全词以伤秋怀归贯穿全篇,虚虚实实,欲言又止,摇曳生姿,朦胧而不晦涩,这就比直抒胸臆更感人肺腑、耐人寻味。
含蓄蕴藉是沉郁风格的又一表现。结尾数句,既点明是送别友人,又将未了之情引起读者遐想,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显得含意隽永,余音不绝。清人对此词非常推崇,推它为《梅溪词》的杰作,显然是有见地的。
这首小令可分四层,第一层说喇叭、唢呐最突出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暗示小人得意的情状;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曲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全曲借物抒怀,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宦官的字样,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情绪。
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写宦官集团小人得志气焰十分嚣张的情状,生动传神。“曲儿小”,暗示宦官乃宫中奴仆,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也可理解为其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小人行径。“腔儿大”,指宦官很不正常地占据要津后的得意忘形,耀武扬威。曲儿小腔儿大是喇叭、唢呐的特征。本事很小、官腔十足是宦官的特征。句中的“小”和“大”互为反衬,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是对宦官的嘲讽和蔑视,表达效果十分突出。
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抬”,就说明喇叭、锁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历史证明,封建社会的中国百姓,总是怕官的,能忍则忍。但当被逼进绝路时,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地造起反来,将旧世界炸个粉碎。阉党既要加重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想避免火山爆发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就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全仗你抬身价”,这充满嘲讽意味的句子,尖锐地指出阉宦在官船上设喇叭,是为了拾高自己的身价,向人民示威,用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作者洞察了反动派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色严内荏的阶级实质,写得入木三分,令人击节称快。
小令第三层“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这两句上承“曲儿小”一句而来,是互文,即军民听了喇叭都又愁又怕,是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给军民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听到喇叭就愁得要死,怕得要命,军民的反应如此敏感而强烈,因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过许许多多家庭被喇叭“吹伤”“吹翻”的悲惨事件,使他们的心一直还在震颤。作者从听觉上写军民的感受,又用排偶的句式加强它,成功地从侧面反映了阉党对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
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家”“那家”不是十家八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句采用排偶形式一气呵成,给人那家伤了这家翻了紧紧相承目不暇接之感。这惨象,“军”和“民”都“眼见”了,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被“吹翻”“吹伤”的可能,所以听到喇叭就极度地忧伤和恐惧。真是苛政猛于虎。“这”“那”本属虚指代词,但在这里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却是实在而形象的,好像作者指点着把身边相继破散的家庭的真名实姓一一列举给读者听。
这首小令是作者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借题发挥之作,是有所寄托的。喇叭和宦官不同类,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到共性,作者实际上是比照着宦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是官方害民的帮凶,到处作威作福,惹得军民共忿,直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作者在对宦官害民的现实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所以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在传达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融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于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这是诗人与王维等同游蓝田辋川时所作,王维有《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感化寺”,故址在今陕西蓝田县。
“不远灞陵边,安居向十年。”首句点明禅院位置,暗示昙兴上人远避闹市、静居山林的品德。“灞陵”,汉文帝陵墓,在西安市东郊,与蓝田相接,灞水从此流过,风景十分优美。昙兴上人山院并不在灞陵,但作者有意指出“灞陵边”,旨在从总体上勾画禅院优美的地理位置。次句引出昙兴上人,他于此安居习禅,远避尘世,将近10年,足见他雅洁高爽的情怀。首二句人地双关,看似率易,但平中见奇、直中见曲,自然逗起下文。
“入门穿竹径,留客听山泉。鸟啭深林里,心闲落照前。”切合 “游”字,逐层描绘山院清幽雅静的风景。进入禅院,但见丛竹阴翳、竹间曲径回绕,幽趣逸人。黄昏,殷盛的主人留下客人在院中共坐,静听山泉。此时,落日斜照,空旷的树林中洒满晚霞,鸟雀在林间自由飞翔,时而发出清脆欢快的啼鸣。鸟鸣声与远处的山泉声相交映,使山院显得格外幽静恬美,人置身其间也觉得十分闲逸。这四句笔法变化有致: “留客”句,景中有人,它包含了宾主洒脱闲逸的情趣,与凡俗留客宴饮形成鲜明对照,表现了一种淡雅淳朴的人生境界; “鸟啭”句以动显静,与王维“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同一境界; “心闲”句,以物观我,借鸟之闲映衬自己情之闲、心之淡,表现出一种心静神怡、物我一体的禅趣。作者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笔法,勾画了他们游寺的基本内容,显示了诗人的感情倾向。
“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点明游山寺的主旨。从前六句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诗人一开始即以一种羡慕的心情去感受禅院的一切,院中的竹径、远处的山泉、林间的飞鸟、天边的落日,对他都那样亲切、那样自然,使他对尘世的一切都产生了厌恶和幻灭感,人间的功名算什么呢? 除了劳生伤神还有何益? 在禅院中诗人仿佛摆脱了一切心理束缚,找到了一个自由纯真的自我。诗人悟了、超脱了,终于说出了心中的宿愿—— “从此愿栖禅”。
全诗笔法细腻,景致幽雅,情趣生动,意脉贯通,堪与王维诗相匹。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民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