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点明作者与朋友喝酒的地点与环境；次句以反复手法渲染开怀畅饮的场面；三句运用陶渊明的典故，写自己喝醉请对方自便；末句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此诗表现了一种随心所欲、恣情纵饮、不拘礼节的人生态度，展现出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全诗在语言上词气飞扬，体现出歌行的风格。
李白饮酒诗特多兴会淋漓之作。此诗开篇就写当筵情景。“山中”，对李白来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盛开的“山花”更增添了环境的幽美，而且眼前不是“独酌无相亲”，而是“两人对酌”，对酌者又是意气相投的“幽人”（隐居的高士）。此情此境，事事称心如意，于是乎“一杯一杯复一杯”地开怀畅饮了。次句接连重复三次“一杯”，采用词语的重复，不但极写饮酒之多，而且极写快意之至。读者仿佛看到那痛饮狂歌的情景，听到“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那样兴高采烈的劝酒的声音。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于贪杯，诗人李白的朋友喝得大醉，就告诉李白“我已经喝醉，想要睡了，你回去吧！明天你若还觉得有意的话，就请顺便抱只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典故出自晋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宋书》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把没有琴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醉了就和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醉欲眠卿且去，几乎用陶潜的原话，表现出一种天真超脱的风度。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独特的所在。盛唐时期，绝句已经格律化。而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却不迁就声音格律，语言上又有飞扬的气魄，有古代歌行的风格。
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独特之处。盛唐绝句已经律化，且多含蓄不露、回环婉曲之作，与古诗歌行全然不同。而此诗却不就声律，又词气飞扬，一开始就有一往无前不可羁勒之势，纯是歌行作风。惟其如此，才将那种极快意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与通常的绝句不同，但它又不违乎绝句艺术的法则，即虽豪放却非一味发露，仍有波澜，有曲折，或者说直中有曲意。诗前二句极写痛饮之际，三句忽然一转说到醉。从两人对酌到请卿自便，是诗情的一顿宕；在遣“卿且去”之际，末句又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又是一顿宕。如此便造成擒纵之致，所以能于写真率的举止谈吐中，将一种深情曲曲表达出来，自然有味。此诗直在全写眼前景口头语，曲在内含的情意和心思，既有信口而出、率然天真的妙处，又不一泻无余，故能令人玩味，令人神远。
此诗的语言特点，在口语化的同时不失其为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隽永有味。如“我醉欲眠卿且去”二句明白如话，却是化用一个故实。《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此诗第三句几乎用陶潜的原话，正表现出一种真率脱略的风度。而四句的“抱琴来”，也不是着意于声乐的享受，而重在“抚弄以寄其意”、以尽其兴，这从其出典可以会出。
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也是一位有丰富感情和平凡心的平常人。他这首借送弟兼寄女儿的诗，充分表现了一个兄长、一个父亲对亲人的深厚感情。这首诗实是写给女儿的，是为了送弟的缘故，来到龙安江边，触景生情，想起女儿出嫁时的复杂心情，不由得再次泪下沾衣。封建社会女子出嫁后，与父母的关系就疏远了，骨肉分别，给父亲的心灵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孩子的家庭幸福又是父母所期盼的，因而分别时心情十分矛盾复杂。在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很少有父亲如此真实地表露对女儿出嫁的种种无可名状的心态，王安石却深切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平凡的父亲的心情。
诗的前两句说来到江边送弟，同样的荒烟凉雨，同样的骨肉分离，这种场面又一次经历，怎不让人泪下沾衣。诗人说“泪下”而又“不自知”，正写出了站在江边遥望亲人远去时痴凝的神态，其中感情深厚沉郁。后两句说，除了春风吹绿了沙滩这一点与当年不同，一切都和当年送你出嫁时是一样的让人伤感。而“除却”一句又特巧妙，把春来草绿、凄迷伤情的景色特点反而加强了，风物一如往日，而今亲人却各自东西，心里必会伤怀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