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史之乱初期,唐玄宗奔蜀,太子李亨留讨安禄山,不久,李亨既位,史唐肃宗。玄宗又曾命令儿子永王李璘督兵平叛,永王李璘在江陵,召兵万人,自树一帜,肃宗怀疑他争夺帝位,已重兵相压,李璘兵败被杀。李白曾经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加上“附逆”罪流放夜郎(今贵州遵义),当他行至巫山(今重庆境内)的时候,肃宗宣布大赦,李白也被赦免,他像出笼的鸟一样,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今湖北荆州)。此诗即回舟抵江陵时所作,所以诗题一作“白帝下江陵”。
此诗意在描摹自白帝至江陵一段长江,水急流速,舟行若飞的情况。首句写白帝城之高;二句写江陵路遥,舟行迅速;三句以山影猿声烘托行舟飞进;四句写行舟轻如无物,点明水势如泻。全诗把诗人遇赦后愉快的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融为一体,运用夸张和奇想,写得流丽飘逸,惊世骇俗,又不假雕琢,随心所欲,自然天成。
“朝辞白帝彩云间”“彩云间”三字,描写白帝城地势之高,为全篇描写下水船走得快这一动态蓄势。“彩云间”的“间”字当作隔断之意,诗人回望云霞之上的白帝城,以前的种种恍如隔世。一说形容白帝城之高,水行船速全在落差。如果不写白帝城之高,则无法体现出长江上下游之间斜度差距之大。白帝城地势高入云霄,于是下面几句中写舟行的迅捷、行期的短暂、耳(猿声)目(万重山)的不暇迎送,才一一有着落。“彩云间”也是写早晨景色,显示出从晦暝转为光明的大好气象,而诗人便在这曙光初灿的时刻,怀着兴奋的心情匆匆告别白帝城。
“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里”和“一日”,以空间之远与时间之短作悬殊对比。这里,巧妙的地方在于那个“还”字上。“还”,归来的意思。它不仅表现出诗人“一日”而行“千里”的痛快,也隐隐透露出遇赦的喜悦。江陵本非李白的家乡,而“还”字却亲切得如同回乡一样。一个“还”字,暗处传神,值得读者细细玩味。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境界更为神妙。古时长江三峡,“常有高猿长啸”。诗人说“啼不住”,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轻舟行驶在长江上,耳听两岸的猿啼声,又看见两旁的山影,猿啼声不止一处,山影也不止一处,由于舟行人速,使得啼声和山影在耳目之间成为“浑然一片”,这就是李白在出峡时为猿声山影所感受的情景。身在这如脱弦之箭、顺流直下的船上,诗人感到十分畅快和兴奋。清代桂馥称赞:“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飞越。”(《札朴》)
“轻舟已过万重山”为了形容船快,诗人除了用猿声山影来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直说船快,那便显得笨拙;而这个“轻”字,却别有一番意蕴。三峡水急滩险,诗人溯流而上时,不仅觉得船重,而且心情更为滞重,“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上三峡》)。如今顺流而下,行船轻如无物,船的快速读者可想而知。而“危乎高哉”的“万重山”一过,轻舟进入坦途,诗人历尽艰险、进入康庄旅途的快感,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这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因物兴感,精妙无伦。
这首诗写的是从白帝城到江陵一天之内的行程情况,主要突出轻快,这也反映了李白心情的轻快。李白以58岁的年龄,被流放夜郎,抛妻别子,走向长途,忽然遇赦,得以归家,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在诗中李白没有直接抒情,但是读了他对行程的描写,自然感受到他的心情和兴奋的情绪。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李白研究学会理事、四川诗词学会理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严羽有一段论诗名言:“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离了具体作品,这话似玄乎其玄;一当联系实际,便觉精辟深至。且以张说这首标志七绝进入盛唐的力作来解剖一下。
这是送别之作。诗中送别之意,若不从兴象风神求之,那真是“无迹可求”的。
谪居送客,看征帆远去,该是极其凄婉的怀抱(《唐才子传》谓张说“晚谪岳阳,诗益凄婉”)。“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首句似乎正要这么说。但只说到“巴陵一望”,后三字忽然咽了下去,成了“洞庭秋”,纯乎是即目所见之景了。这写景不渲染、不著色,只是简淡。然而它能令人联想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情景,如见湖上秋色,从而体味到“巴陵一望”中“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怀。这不是景中具意么,只是“不可凑泊”,难以寻绎罢了。
气蒸云梦、波撼岳阳的洞庭湖上,有座美丽的君山,日日与它见面,感觉也许不那么新鲜。但在送人的今天看来,是异样的。说穿来就是愈觉其“孤”。否则何以不说“日见‘青山’水上浮”呢。若要说这“孤峰”就是诗人在自譬,倒未见得。其实何须用意,只要带了“有色眼镜”观物,物必著我之色彩。因此,由峰之孤足见送人者心情之孤。“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却于有意无意得之。
关于君山传说很多,一说它是湘君姊妹游息之所(“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说“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拾遗记》),这些神仙荒忽之说,使本来实在的君山变得有几分缥缈。“水上浮”的“浮”字,除了表现湖水动荡给人的实感,也微妙传达这样一种迷离扑朔之感。
诗人目睹君山,心接传说,不禁神驰。三句遂由实写转虚写,由写景转抒情。从字面上似离送别题意益远,然而,“闻道神仙——不可接”所流露的一种难以追攀的莫名惆怅,与别情当有微妙的关系。作者同时送同一人作的《岳州别梁六入朝》云:“梦见长安陌,朝宗实盛哉!”也有同一种钦羡莫及之情。送人入朝原不免触动谪宦之感,而去九重帝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算“登仙”。说“梦见长安陌”是实写,说“神仙不可接”则颇涉曲幻。羡仙乎?恋阙乎?“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屈绍隆《粤游杂咏》),这也就是所谓盛唐兴象风神的表现。
神仙之说是那样虚无缥缈,洞庭湖水是如此广远无际,诗人不禁心事浩茫,与湖波俱远。岂止“神仙不可接”而已,眼前,友人的征帆已“随湖水”而去,变得“不可接”了,自己的心潮不禁随湖水一样悠悠不息。“心随湖水共悠悠”,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尾,令人联想到“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而用意更为隐然;叫人联想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比义却不那么明显。浓厚的别情浑融在诗境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死扣不着,妙悟得出。借叶梦得的话来说,此诗之妙“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能到”(《石林诗话》)。
胡应麟认为此诗“句格成就,渐入盛唐”,他所作的评价是公允的。七绝的“初唐标格”结句“多为对偶所累,成半律诗”(《升庵诗话》),此诗则通体散行,风致天然,“惟在兴趣”,全是盛唐气象了。作者张说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其律诗“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后矫清规”,亦继往而开来。而此诗则又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