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绘了隐士们隐居之地山高林密，空旷荒凉，他们以苦为乐，心地坦然，反映了他们不满黑暗现实，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感情。开头四句是铺垫，写出商山的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以此反衬长居山中的人；接着四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折射出隐士们洁身自好、苦中寻乐的高尚情操；最后两句以唐虞盛世为衬托，抒发了他们既向往美好的社会，又对现实完全失望的慨叹。
全诗直承《诗经》四言古风，质朴无华，短短十句四十字，四位隐沦高士的形象栩栩然跃然纸上。
诗的前四句以反兴起笔，四句铺陈，描绘了荒凉艰险的生活环境：抬头是其高无极、令人感叹的万里皓天，低头便见蛇曲逶迤的深谷。四周除了莽莽苍苍的野树，便是重峦叠嶂的高山，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与禽兽为伍，跟人世幽隔。但是，这一层形象鲜明的图画正是为了反衬长居其中的人，可谓铺垫有力。
第五句至第八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他们奇特的感受：悬崖山洞是居室，青石、藤罗、野草作床帐，润泽可爱的灵芝草，足够疗饥，足以养身。作者善于遣词造句，巧于写景状物，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奇特而优美，把在山中的居住和吃食写得诗意盎然。这四句以苦为乐的描写，是首四句艰苦环境的必然结果，而隐士们苦中寻乐的异乎寻常的乐观和坚定又带来巨大的疑问，从而自然引出下一步的抒情，进而阐述产生这种特殊生活态度的动机。
最后两句是含蓄的抒情，包含着深广的现实内容。作者把唐尧虞舜的原始时代看作是太平盛世，这固然是以思古之悠情奏不满现实的弦外之音，作者憧憬着美好的政治局面，盼望出现招贤选能的明君，但现实使隐士们失望，使隐士们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吾当安归”一句，实在是对现实政治的最尖锐的批判。他们宁愿躲进深山，与麋鹿为伍，看百鸟安翔，饥餐野菜，渴饮泉水，而不愿忍受暴政压迫，不愿目睹黑暗的现实。这种消极的反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断出现，可见这类知识分子信念之坚定。
这首诗反映四皓“洁己修道，非义不动”的处世思想。通过描绘四皓隐居之处山林荒凉，抒发了他们身苦心乐的隐居之情，表现了他们不满黑暗社会、乐于隐居生活、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全诗章法谨严，写险恶之景以铺垫，反衬人物以苦为乐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趣，以景托情，抒情含蓄隽永，有汉代人质朴诚恳的务实作风。
诗人从自己由建康跨马出郊春游写起。“春城丽白日，阿阁跨层楼”二句，“丽”、“跨”二字为点睛之笔。首句如只是“春城”、“白日”二语，虽是写景，但总显得孤零无依，而且见不出其鲜明生动。春城也可能是风雨如晦；白日也可能是烈炎可畏。着一“丽”字，春城便明媚景象全出，而白日则更显得光彩绚烂可掬。“阿阁”，指檐宇屈曲翘起的楼阁。“层楼”，指多层高楼。中间着一“跨”字，便把两者写活，似觉阿阁与层楼彼此互欲超越而在争胜斗奇，景色既壮观，又活跃。这两句写静景，静中见动。
接下来“苍江忽渺渺，驱马复悠悠”二句写城外动景。建康位于长江东南岸，诗人跨马出城，走近江边，面对滚滚东流的苍茫江水，顿觉心潮起伏，忧思难收。“忽”，形容水流之急。“悠悠”，忧思的样子。急速东流的江水，既苍茫复渺渺，景色一片迷惘。实为下句写诗人马上忧思作陪衬，含蓄而具体地展现了诗人忧思之深沉而无限。至此，读者自然会问：诗人的忧思自何而来？又何来之多？
下面二句作答：一是“京洛多尘雾”，一是“淮济未安流”。洛阳为古代名都，此处借“京洛”指当时京都建康。这里的“尘雾”，并非实指空间的灰尘和雾气，而是暗指朝廷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对皇权的控制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古代一般以在朝廷做官为荣。江孝嗣苦于边境的戍守生涯，自然也羡慕朝官。诗人对此提出劝告道：建康虽是“春城丽白日，阿阁跨层楼”，看上去煞是美丽，其实乃是“尘雾”极多。处身其间不但宏图难展，而且吉凶不卜。“淮”水和“济”水，都在当时南朝的北部边境。江孝嗣戍守所在，正临近济水。“淮济”流水“未安”，实喻边境战事不息。边境来安，正是有志之士杀敌安边，报国立功的天赐良机。诗人自知自己位卑言微，无能廓清京洛尘雾，但有志于边境淮济的“安流”事业。
故紧接下来，笔锋顺势一转，抒写自己的抱负：“岂不思抚剑，惜哉无轻舟。”这二句是化自曹植《杂诗》其五：“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句。“轻舟”，指途径。这两句意思是说：当前国家多难，我岂不想脱离这“多尘雾”的京城，仗剑奔赴边境以杀敌立功报国啊！可惜我没有实现我志愿的途径啊！听来是诗人自抒怀抱，自叹报国无门，其实它的潜台词是说：你江丞嗣戍守边关，正驰骋疆场大显神手，杀敌立功报效祖国。如果我谢朓处在你江孝嗣的地位，我不但不会像你那样愁苦无状，而且会喜不自胜，不遗余力地去实现我的大志呢。
末二句笔意再转，直点江孝嗣。前面，诗人用了很大气力写了春城、楼阁、江流、忧思、尘雾、淮济，实际上就是为了说出“夫君良自勉，岁暮勿淹留”这二句，意思是：我们的英雄时代即将过去，不要延误良机。owl0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