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十分珍视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卢照邻的《送二兄入蜀》就形象地表现了诗人与其兄弟之间深厚的手足亲情。
首句“关山客子路”，是向“二兄”说明前方路途遥远、山峦叠嶂、十分艰险，提醒亲人要多加珍重。古时由长安入蜀，必须经过秦岭太白山、青泥岭和大剑山、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剑门关。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曾清晰描绘了蜀道的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剑阁有“天梯石栈相钩连”，却仍旧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最后不得不发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的叹息。
卢照邻这首诗没有细致刻绘，而用“关山”二字概括了蜀道上的艰险，与兄弟惜别的沉重心情却清晰可见。
次句“花柳帝王城”，是指“二兄”出发的地点——长安，繁华似锦，歌舞升华，一派繁华的景象。
这一句与首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以长安的“花柳”繁华反衬亲人在艰险的蜀道上将会碰到的孤苦、凄凉，着墨不多，感情却倍显深沉。
三、四句“此中一分手，相顾怜无声”，是抓取临分手时的瞬间情景的一个细节描写，将兄弟二人依依不舍相互牵挂的惜别情态刻划地细致入微，淋漓尽致。“相顾”二字将相互间情深意切的目光传神地刻绘了出来，一个“怜”字泻出了二人心中只有亲人间才会存在的滔滔挚爱之情，“无声”二字显示了不可名状的离别之恸，颇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意。
诗人在短短四句诗中能够由远及近地刻划双方的心灵，善于节制感情，平衡抑扬，在前两句的对仗中巧含对比的成份，使全诗感情异常深厚浓烈，跌宕起伏，令人感动。
作为抒写骨肉亲情和送别诗来说，《送二兄入蜀》或许并非最上乘之作，但却以其简洁质朴的诗风和语言有力地冲击了宫体诗的形式主义藩篱，给初唐诗坛带来了清新之气，也为后来的盛唐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这首词咏踏青，以工丽、尖新的笔触，从春日里天气的变化和姑娘们的踏青活动两方面入手来描绘春景，将两者和谐地组合成一幅风流楚楚、生意盎然的春景图。王观词内容单薄，境界狭小，不出传统格调，但构思新颖，造语佻丽，艺术上有他的特色。
起首两句打破了一般词中写春景的套路，另辟蹊径，写出了初春时节人们不大注意的自然景物的变化：雨变成酥，冰化为水。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有“天街小雨润如酥”之句，“如酥”正是早春之雨的特色，这里深入一步说“调雨为酥”，与“催冰做水”一起，突出春神主持造化的本领，把大自然的运行，用“东君分付”四字加以形象化。有了春水的滋润，大地将勃发出无限生机，百花争妍的日子定会来到。浓郁的春意，尽括在这三句之中，可以说是对“东君”的赞歌。这三句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前两句乃由后一句生发而出，在意思的顺序上，当是第三句在前，前两句在后，词人把它们倒置过来，先画龙而后点睛，更有摇曳生姿之妙。三句之后，接下去是“何人便将轻暖，点破付寒？”这个疑问句式表明已到付寒尽退、到轻暖的时候。这是何人主使的呢？当然仍是“东君”。这个疑问句式，既是为了铺叙的跌宕生姿，也是为了使人们对春天的到来，应向造福于人的“东君”表示深深的敬意。“结伴踏青去好，平头鞋子小双鸾。”写趁着轻暖的天气，姑娘们结伴而行，野外踏青。“平头鞋子小双鸾”正是词人别具匠心的地方，此处先把它提出来作为下文的伏笔。“烟郊外，望中秀色，如有无间。”化用王维《汉江临眺》诗中的名句，用来写踏青的姑娘们在野外所看到的迷迷蒙蒙的秀色。这样，不仅写出了阳春烟景，且可从“望中”二字体会到姑娘们愉悦的心情。
过片三句运用口语，生动地描绘出天气的变化，活泼而有意趣。贺裳在他所作的《皱水轩词筌》里提出了两个“个”字用得妙，颇有见地。而“饾饤”一词则用得更具神采，有了这个词，前两个“个”字的“弄姿”才显示出来。天气的阴晴无常，使得踏青的姑娘们的情绪起了变化，她们要赶快一揽春景之胜：“须教镂花拨柳，争要先看。”写出了她们看花觅柳的急切心情与行动，“镂”、“拨”两字用得很巧，仿佛可以听到她们清脆的笑声，看到她们轻盈的体态。她们只顾忘情地欢笑，“不道吴绫绣袜，香泥斜沁几行斑。”一不小心脚踏进泥淖里，浊浆溅涴了她们的罗袜，而前面写的“小双鸾”更是沾满污泥。无限珍惜的心情使她们笑容顿敛，双眉紧锁，“东风巧，尽收翠绿，吹在眉山。”“眉山”典出《西京杂记》谓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踏青姑娘们的蛾眉，本来是淡淡的，但眉头一皱，黛色集聚，好像大地上所有的翠绿全被灵巧的东风吹在上边。词人捕捉住踏青的姑娘们一瞬间的感情变化，用幽默、风趣的夸张手法，写出了她们有点尴尬的神情。
此词一反寻常春景词的套路，绕开和风煦日、庞柳娇花之类的意象，另辟蹊径，巧丽造境，在同类作品中别开生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这泉水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酌泉赋诗言志，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