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写韩江之曲折和对待态度。“南风”、“北风”，从文字上看是自然界的风，从整首诗意来理解，是暗指朝廷的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丘逢甲越来越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道是南风竟北风’’喻国内外时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令人不满。“蹭蹬”喻诗人失意、空虚，难有作为。诗人十三年前抗日保台失败，受到遭折，现在见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未能取得胜利，丘逢甲仍在担忧着中国的前途。所以，这时他内心有失意、空虚之感。
后两句写前途多磨，望人民有志。“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在世界上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这两句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人生哲理，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准备迎难而上，“要展回天策”的韧性战斗、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千盘百折”，事物多磨折。丘逢甲心中始终叨念着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光复，叨念着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首诗句句明白畅晓，不用僻典套语，二十八个字都从心底发出，这便是他和黄遵宪所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的实践，和当时盛行诗坛的所谓“同光体”是有本质上之不同的。被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其诗歌熔沉郁悲凉与金戈铁马于一炉．又有通俗化、散文化的趋向。这首七言绝句，也大致体现了他的基本风格。
《西河》属三叠慢词，这是作者次韵北宋周美成（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的一首和作。它抒发了明清易代以后作者出自内心的黍离之悲、亡国之痛。
上片总写号称六代豪华的金陵古城已经破败不堪。念昔日之盛叹今日之衰，为全首词定下了沉痛哀伤的基调。
首句起笔擒题，令一个三字句“龙虎地”，即以诸葛亮的赞语“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突出古城金陵乃位居险要、气象万千之地。“六代繁华犹记”，这是对古城过去的繁华作空自回顾。历史上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皆在金陵建都，曾出现那些帝王统治下的繁华景象，故称六化豪华，可是今日词人眼下的金陵城已经“红衣落尽，只洲前，一双鹭起”了。唐赵嘏《长安晚秋》中有“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红衣”指荷叶，喻舞衣或舞裙，故此处写荷塘莲叶今已凋枯殆尽，喻指当时六朝弦歌妙舞的盛况今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白鹭洲上一两只正在起飞徒增荒凉的白鹭而已。
末了，“秦淮日夜尽东流，澄江如练无际”。承上句写秦淮水东流，长江练无际，将当时金陵萧条冷落所引起的伤感进一步泼露笔端，犹如李后主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尽东流”的伤怀哀怨之声，给人以“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沉痛感觉。
全词中段，进一步写今日古城荒芜败落的景象，可谓词人情绪的铺展和延伸，伏而后起。
“白门外，枯杙倚”，首先一笔，绘出金陵城多为东倒西歪的断木残桩。“白门”即金陵；“枯杙”即指枯断之木橛。仅此一物，就突出了古城的败落萧条。用笔之精，可见一斑。继而“楼船朽橛难系”，说明由于到处是朽木残桩，即使有高大的楼船或战船也无法系桩停泊。比之于宋周美成词作中的同韵同句－－“断悬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无论写景抒情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石头城坏，有燕子，衔泥故垒”一句，整个金陵已是满身疮痍、处处狼藉，破败不堪了。昔之六朝胜地，雄称盘龙卧虎的名城，今已沦为楼航战船难系、城堡垒窝的亡都，其亡国之痛全然溢于词中。而末句“倡家犹唱后庭花，清商子夜流水”，这是作者感情的崛起，“后庭花”乃南朝陈后主所创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清商子夜”则是南朝的《清商曲》《子夜曲》。这里词人将晚唐杜牧的政治讽刺诗《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揉进自己的词中，对不知亡国之痛、陷于靡靡之音、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人们表示了无比的激愤！
全词末段，首句“卖花声过春潮满市，闹红楼，烟月千里”，写古城沦亡以后一种虚假的繁荣。紧随一句“春色岂关人世”，道出了虚假繁荣的端倪；春色岁岁虽然有，与人世变幻有何干系呢？春色掩饰不了古城沦丧以后的惨状。
最后“任野棠无主，流莺成对，衔入临春故宫里”，这是作者用典作结束。“临春”乃陈后主为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建造的三阁之一的“临春阁”。词人写野棠无主花散落，为流莺衔入“临春”里，运用想象借南朝陈叔宝这个亡国之君的败迹，隐含哀而鉴之的嗟叹。
纵观全词，作者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写景抒发感情，即写古城破败景象抒发亡国之恨。因为作者毕竟不是李后主和陈后主，荒淫误国哀伤得直不起腰来；他痛父殉于国难，能终身不仕新朝，所以，一咱幽怨交加之情、哀而鉴之之心表现在词中，可谓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和作。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