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内容似是与某官女有爱恋而未能如愿之事,故诗题曰“可叹”。后人对此诗有“一首中五人名,未免獭祭之病!”这样的愤然的评论,原因自然还是不明白李商隐想说什么,所以有人说:”这首诗所讽指的事情不得而知,难道是有贵人年迈,而他年少的姬妾却恣意放荡?“ —— 这是字面上大致的含义,因为诗里的第二句讲得是汉代跋扈将军梁冀的妻子孙寿与他的属下秦宫私通的故事;第三句讲得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与燕赤凤私通的故事;第四句第五句又无比的香艳,以至于有人斥责此诗”大伤忠厚“,不该流传。但是问题是,这首诗最后两句笔锋一转,回到曹植与洛神的故事中去了,而曹植对于宓妃则只是“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并没有无礼之事,与前面孙寿与秦宫,飞燕与赤凤对比明显。但与此同时,宓妃却在愁坐,而陈思王亦在惆怅,叹宓妃之不得陈王,从陈王方面落笔言其用尽才思,冀得宓妃,两情虽通而事终不谐矣。显然李商隐是在“可叹”一件事。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情相感而事不谐,恣行放诞者,反可遂愿,亦泛言心中之感慨不平,不必有寄托。全诗跌宕有致,尾联最妙。
“卷帘人睡起。放燕子归来,商量春事。风光又能几?减芳菲,都在卖花声里。”这几句以人为中心,写主人公在春睡醒来后所听到的两种春之声,从春睡中醒来,忙把帘栊高卷,好放窗外那对呢喃私语的燕子进来,听听它们到底在商量些什么春事。外面的卖花声此起彼伏,词人不禁联想到春花的凋残零落,暗惜起春光的所剩无多来。这一部分中,“卷帘”句在章法上有总领全篇和开启下文的作用。是交代“视点”,以下风景皆从此写出。词人听到了两种春声,唤起了他一喜一忧两种情绪。燕子的呢喃私语使他兴奋和好奇,而卖花声则让他感到了春光的匆匆流逝,觉得春天将最终消失在这些叫卖声中。
“吟边眼底,披嫩绿,移红换紫。甚等闲,半委东风,半委小溪流水。”这几句描摹西湖四周的暮春景象,边沉吟边观望,但见湖畔四周一片绿暗红稀,百般红紫先后零落,一半被东风吹走,一半流落于溪水之中。这几句渲染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萧瑟意境,但画面又很凄美逼真,让人如睹其色。“甚等闲”一词表达出词人对“匆匆春又归去”的深切惋惜。“移红换紫”采用借代的修辞手法,表意生动而简洁。“半委东风,半委小溪流水”与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笔法十分相近,清新而别致。
“还是,苔痕湔雨,竹影留云,待晴犹未。”过片四句仍承上片之“吟边眼底”写词人眼中的暮春天气。还有那碧绿的青苔,被春雨滋润和冲刷得愈发青翠鲜亮。天上云卷云舒,与疏疏的竹影相互映衬,打造出一片欲晴还阴的天气。这里对江南暮春天气的描绘也很逼真,而且也与词人淡淡的喜悦与忧愁相杂的心情相吻合。
“兰舟静舣,西湖上,多少歌吹。”此二句描绘西湖的繁盛迷人。西湖上游船如云,有的在轻轻游弋,有的正静静地泊在岸边。悠扬的丝竹歌舞之声阵阵传入耳中。此幅画面美丽而欢快。
“粉蝶儿,守定落花不去,湿重寻香两翅。”此二句为细节描写,非常富有诗情画意。春雨之后落红满地,有一只蝴蝶停在落花上双翅轻扇,不肯离去。也不知是翅膀湿重难以飞去,还是眷恋花香不忍离开。此幅画面既生动美丽,又暗含着词人的惜花惜春之意,非常耐人寻味。
“怎知人,一点新愁,寸心万里。”这三句回应篇首,从远近景致回到伤春之人,虚虚淡淡地写出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面对此情此景,词人神思飘忽,心头涌上万千复杂的况味,其中便夹杂着一丝淡淡的哀愁。
这首词写景如画,音韵谐美,情与景有机交融,让人边品味西湖春景,边春思绵绵,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受。
这是一首怀旧相思之作。开端直叙往昔在京邑文酒诗会,欢情良多,“别来”转入当今亲旧星散,音容茫然。“寻常”二句,以往常反衬现实,言外充满人事变迁之慨。换头言旧知无信,唯有求之梦寐。而梦中相遇,休问何如,紧承“不如初”意脉。收拍以“春去”、“花无”回答,言外美景已逝、好事成空,前路黯然。
该词曲笔传情,以乐写哀,将沉痛的思念寄托在平淡的语句和豁达的理性思考之中,在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显得别致新颖,发人深思。许昂霄《词综偶评》谓“情知春去后”二句,“淡语有深致,咀之无穷。”
首句“忆昔西池池上饮”,就点明了地址。西池即金明池,在汴京城西,故称西池,为汴京著名名胜,每逢春秋佳日,游客如云,车马喧阗,极为繁盛。作者回忆当年和朋友们在此饮酒,有多少欢娱的事值得回忆。晁冲之的从兄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之一。晁冲之本人与苏轼、苏辙及“四学士”不但在文学上互相来往,在政治上也很接近,属于所谓旧党体系。“昔”指的是宋哲宗元祐年间。这时旧党执政,晁冲之与“二苏”及“四学士”等常在金明池同游、饮酒。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欢聚一起,纵论古今,何等欢乐。
种种乐事都浓缩在“多少”二字中了。至今回忆,无限留恋。但好景不常,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此伏彼起,他们的文期酒会也如云散烟消。“年年”也不是每年如此,只是指元祐元年(1086)至元祐八年(1093)这短短八年而已。元祐元年,哲宗初立,神宗母宣仁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等人各有晋升。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章惇执政,排斥旧党。同年八月,苏轼被贬定州。哲宗绍圣元年,即元祐九年,“二苏”及“四学士”先后相继连续被贬。晁冲之虽只作了个承务郎的小官,也被当作旧党人物,被迫离京隐居河南具茨山(今河南密县东)。从此,当年的诗朋酒侣,天各一方,均遭困厄。晁冲之在隐居生活中对旧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忘怀,时深眷念。朋友们已不能像往年一样在西池池上饮酒了,如果能凭鱼雁往来,互倾积愫,也可聊慰离怀。然而不能够。
“别来不寄一行书。”昔日朋友星离云散之后,竟然雁断鱼沉,连一行书也没有,意似责备朋友之无情,但这里的“不寄”似应理解为“不能寄”,因为这些被贬谪的人连同司马光一起大都被列入“元祐党籍”到了贬所,还要受到地方主管官员的监督。如再有结党嫌疑,还要追加罪责。在新党这种高压政策统治下,所谓旧党人物惟有潜身远祸,以求自保。哪里还敢书信往来,互诉衷肠,给政敌以口实呢?
“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这两句似是假设语气,“寻常”不是指元祐九年以前,因为前三句已由过去的得意、聚合写到当时的失意、分离,在结构上似乎不致忽然插进两句倒过去又写聚合相见。这两句是说,像当时各人的政治处境来说,即使能寻常相见,但都已饱经风雨,成了惊弓之鸟,不可能像当初在西池那样纵情豪饮,开怀畅谈,无所顾忌了;只能谨小慎微地生活下去,以免再遭迫害。凡是受过政治风波冲击、饱经患难的人对此当有深刻体会。
下片从往事的回忆写到个人目前的处境和想法。
“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下片前两句是说,今夜只能在锦屏围障着卧榻上安全做梦了,月色明亮正好伴我渡过险恶的江湖。
这两句说的很富有诗意,内中却藏着一段沉郁的情思。政治环境既然如此险恶,把人逼到息交绝游的地步,他现在只能在锦屏围障着的七尺卧榻上得到一点安全感,在那上面做着自己的梦了。当此之际,在罗网而无羽翼的处境下,词人既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好梦,自然也祝愿故人梦魂趁今夜月明,“好渡江湖”,飞来相会。这是对故人命运的关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却以欢畅的语气出之,何异含着热泪的微笑。
“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末三句是说,不要问相思会有什么结果。谁都知道春天过后,花落无人能管。
“相思休问定何如”,仍是悬想和梦中故人相见后的情景,大家深知彼此眼前处境。下面接着抒发他的感叹:春天都已经过去了,落花的命运还堪问吗?这个“春天”是政治上的春天,“落花”是指他们一班受风雨摧残的同道。这两句比喻,含义显豁,但因为情深语痛,故不觉浅露。
这首词由欢聚写到分离,由分离写到梦思,由梦中相见而不愿相问,归结到春归花落,不问自明。笔法层层转进,愈转愈深,愈深则愈令人感慨不已。内容伤感凄楚而情调开朗乐观,这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
王沂孙在咏物词上有较为独到之感觉。《扫花游·秋声》是从欧阳修《秋声赋》中转换而来。周颐《蕙风词话》中首评论其为:“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 这首词有很新颖之处,无论在咏物赋情,还是在布局构思上。在词中表达了一种倦旅思归、欲归不能、老病缠身的难言之痛、亡国之恨和身世之悲。
欧阳修在《秋声赋》云“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发端三句即由此化来。“商飙乍发,渐淅淅初闻,萧萧还住。”写秋风乍起,秋声随作的声势。古代用五音和方位配春夏秋冬四时,商声主西方属秋,秋风故云商飙。概括了欧阳修洋洋洒洒几十字所作的描写。“乍发、渐、初闻、还住”一系列动作,将秋声散在的听觉形象写得起伏宛然、张弛有致,将秋风秋声写得姿态卓立、声势宛然。“顿惊倦旅”,写词人闻秋声感羁旅之苦,词人的境遇较为凄惨。“顿惊”与“乍发”呼应,将秋声与情怀拍合一处。笔势转折。秋声是人惊起时所闻,倦旅之怀是闻秋声所发。咏秋声意在于其情,故意境顿深。“惊”字承前之秋声,熔铸行旅之梦被打断的缘起与惊醒后的神态;启后之倦旅,它又是对秋声触目惊心的心态。“背青灯吊影”,写词人身受漂泊不定、孤寂不堪的羁旅之苦,和一种凄凉的心境:形单影只,独影孤灯,本已情伤。灯影的幽冷摇曳动荡不定,秋声相和。使人倦旅之心顿生,只好借赋咏,抒发心中愁绪。
下面由心情又转写秋声。“断续无凭”这里则写有意追寻秋声。“试立荒庭听取。”一句以“听取”的方式追寻时断时续终于悄然无息的秋声,通过客舍到荒庭的转换,为从听觉转至视觉作了巧妙而又自然的过渡。以下秋声已住,无处追寻,仿佛秋声留下的足迹。“无凭”是感觉,“但有”是视觉,树叶落后更觉峥嵘。在秋声中徒增冷寂和凋零。此段写法独到,即见无处寻声,却有迹可见的水尽云生,在凝重质实中见出清刚流转。
上片秋声是所闻、所感、所见。“迢递归梦阻”是上片“顿惊倦旅”的进一步铺陈。“归梦”为秋声所断,在“倦旅”中,思乡之情段段。“归梦阻”之“阻”,一表归梦为秋声所断,二表时间渺渺,空间遥遥,梦醒后也有家难归。有家不能归,是为不幸,归梦都难成,又何幸焉。客居的孤寂中闻秋声且见落叶飘零之形色,愈益感发他老病交加的凄楚,比之倦旅之情,悲苦过之矣。“阻”所隐含的秋声惊梦,“老耳难禁”暗示的凄楚秋声,均处处遥遥切合题旨,含蓄而曲折,想象较为丰裕自如。
既然归期遥遥,就只有异乡的秋夜遥想故乡,自我慰藉,词人在秋声中展开对故乡的想象:孤雁唳鸣,寒蛩哀吟,雨打芭蕉,透露出凄惶孤寂的意味。比之异乡所闻秋声,愁苦交织,令人肠断心碎。思乡或归家能解脱愁怀,岂料客居愁,归家更愁。“避无处”,这愁又是与秋声相感发的,秋声无处不在,此愁也无有已时,这是秋声所感发的愁怀的第三层曲折。将秋声与愁怀推至悲苦不堪的极致,笔致极为拙重含蓄。“这闲愁,夜深尤苦”,愁而曰“闲”,是以轻淡之笔写郁结之情。绾合种种愁思一处,在夜深人静、无可诉说的背景之中,显得格外“尤苦”。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