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殚泣西狩，望绝起东山。
华屋林霏惨，新阡草露班。
春风埋玉泪，重为庚公潸。
途殚泣西狩，望绝起东山。
华屋林霏惨，新阡草露班。
春风埋玉泪，重为庚公潸。
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上片，以景入情，描叙登高赏菊，饮酒言欢的情景。“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开头两句点明“上翠微”的行踪，描绘“江涵秋影”与“雁初飞”的两幅画面。触景生情，便迅速推出“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三句人生箴言。趁着这大好的年华、大好的秋光大笑，插黄花。上片即花生情，也为过渡到下片暗示了一笔。
下片，由即花生情进入到写以酒助兴。饮酒抒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文化，称之为“酒文化现象”，苏轼也不例外。“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写把酒临风，喝个痛快是为了酬谢佳节。登山临水，同样也是为了酬谢佳节。即使夕阳快落山了，也用不着愁怨。夕阳是自然界中“无限好”的景致，自然人生“夕阳”也应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直言人的衰老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杜牧含蓄地说人生“只如此”，而苏轼则直言不讳人生“谁不老”。尤其词的最后引齐景公泣牛山的故事，传情达意，精炼入微，可谓妙笔。
全词，以景入情，即景生情。苏轼虽然感叹世事多艰，但是不消沉，不伤感，充分显示了苏轼对世事、人生短暂的恬淡达观的胸襟。
周王室虽然还不能如后世中央集权王朝那样对全国进行牢固有效的控制，但周王毕竟身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诸侯们还是要对之尽臣下的职责；实质性者如发生兵事时的勤王，礼仪性者如祭祀时的助祭。这首诗的开头写的便是诸侯助祭的情况。
因后世有“肃穆”一词，往往容易导致诗中“肃肃”“穆穆”属同义或近义的误会。其实两词含义用来颇有区别。“肃肃”是说助祭诸侯态度之恭敬，不仅是对祭祀对象——当时周天子的已故祖先，而且是对居祭祀中心地位的周天子本人；“穆穆”则既表周天子祭祀的端庄态度，又表其形态的盛美与威严。这样理解，二词分别用于助祭者（诸侯）、主祭者（天子），方可谓恰如其分。而那些丰盛的祭品（广牡），或为天子自备，或为诸侯所献，在庄严的颂乐声中，由诸侯协助天子陈列供奉。一个祭典，既有丰盛的祭品，又囊括了当时的政治要人，可见其极为隆重。
《毛诗序》说，《周颂·雝》是“禘大祖（即后稷）”，但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其说难通。朱熹《诗集传》认为“皇考”指文王，“孝子”是武王，其说近是。以武王之威德功勋，召诸侯或诸侯主动来助祭，不仅不难，而且势在必然。不过，这种有诸侯相助祭祀皇考的典仪虽然始自武王，武王之后也会沿用，如成王祭武王、康王祭成王都会采用《周颂·雝》所描写的诸侯助祭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权威，也表现诸侯的臣服，成为周王室政权巩固的标志。周王室自然乐于定期显示这一标志。至于后来周王室力量衰落，渐渐失去对诸侯的控制，乃至诸侯纷纷萌生觊觎九鼎之心，恐怕这种标志的显示便难乎为继了。
“天哉皇考”以下八句，是祈求已故父王保佑之辞，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即臣贤君明，有此条件，自可国定邦安，政权巩固，使先人之灵放心无虞。二是“克昌厥后”，这与《周颂·烈文》《周颂·天作》中的“子孙保之”意义相似，对照钟鼎文中频频出现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及后世秦始皇的希望其后代“万世而为君”，读者不能不对上古（后世亦同）国君强烈追求己姓政权的绵延留下深刻印象。与这一点相比，“燕及皇天”（即使是虔诚的）和“眉寿”“繁祉”只能是陪衬而已。
这首诗是父母同祭的，因此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但“文母”的陪衬地位也很明显，这又是父系社会的必然现象。以这样内容的两句结尾是周颂中唯一之例，透露出《周颂·雝》是祭祀后撤去祭品的乐歌的信息，并为诸多《诗经》注疏、研究者所公认。按理说，每一祭典都有撤去祭品这一程序，撤祭诗不会仅此一首，既然现 在《诗经》只收录了《周颂·雝》，可见《诗经》的整理删定者（旧说为孔子）认为它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