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二句写又是残春天气,青梅煮酒,好趁时新,以闲笔入题。古人春末夏初时,好用青梅、青杏煮酒,取其新酸醒胃。“斗时新”,犹言“趁时新”。接下来,“东城”二句写抒情主人公春游时,与意中人不期而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耿湋《寄司空曙李端联句》:“南陌东城路,春风几度过。”其后陆游亦有“看花南陌复东迁”之句(《花时遍游诸家园》)。
过片三句,描述两人相遇后的情景,“展香茵,叙情亲”写词人铺开了芳美的茵席,一起坐下畅叙情怀。其亲密无间,殷勤款洽,说明词人跟他的意中人缠绵深长的情爱。正由于词人能够跟这位意中人“叙情亲”,所以才动了他的非份之想:“此时拚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游丝”悠扬不定,若有还无,仿佛自己心中缥缈的春思,欲来还去。
“朝云”,喻意中人,亦用典暗示她那“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的身伤。这三句是说词人这时甘愿化身为千尺游丝,好把那朝云牵住。可是,这柔弱袅娜的游丝,未必真能把那易散的朝云留住,这十二字中,有着“象外之象”,蕴含了丰富的潜信息:偶然的相会,短暂的欢娱,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离散;多少怅惘,多少怀思,尽不言之中了。
这首词感情深挚,虽写丽情,但不纤佻,而文笔纯净,有一种幽细、含蓄之美,是一首颇有品格的小令。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