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经》中最简短的篇章之一，文句虽简单，但在《周颂》中地位却较重要：它是歌颂文王武功的祭祀乐舞的歌辞，通过模仿（所谓“象”）其外在的征战姿态来表现其内在的武烈精神。按《雅》、《颂》之诗，称扬文王多以文德，赞美其武功，那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诗首句感叹当时天下清平光明，无败乱秽浊之政，次句道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文王有征伐的良法。据《尚书大传》等记载，文王七年五伐，击破或消灭了邘、密须、畎夷、耆、崇，翦除了商纣的枝党，为武王克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沿用文王之法而得天下，推本溯源，自然对“文王之典”无限尊崇。下面第三句“肇禋”，郑笺解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即讨伐纣的枝党（如崇国）以削弱其势力。郑说有《尚书中候》、《春秋繁露》等书证，“肇禋”即始创出师祭天之典，自确凿无疑。《大雅·皇矣》叙文王伐崇，有“是类是祃”之句，“类”是出师前祭天，“祃”是在出征之地祭天，与此篇的“肇禋”也是一回事，可以彼此互证。最后两句，“迄用有成”直承“肇禋”，表明“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郑笺）；又以“用”字带出用文王之法，暗应“文王之典”。“维周之祯”则与第一句“维清缉熙”首尾呼应，用虚字“维”引出赞叹感慨之辞，再次强调“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同上）。作者这样的文字处理，未必是刻意为之，而在结构上自有回环吞吐的天然妙趣。戴震《诗经补注》谓其“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对此诗小而巧的结构却有着较大的语义容量深有会心。
这样的一首古诗，因其内容感情距当代读者的生活过于遥远，在接受过程中要产生审美快感，是比较困难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能使读者对此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如果此诗的乐舞能够复原，那么，欣赏这一武舞，观看一下打扮成周文王之师的舞蹈家表演攻战之状，感受一下其武烈精神，应是一大艺术享受。
这是写诗人初秋夜晚的一段愁思。
首联写愁思产生的环境。访客已经离去，池水涨平了栏槛，知了停止噪鸣，清露挂满树枝，好一幅水亭秋夜的清凉图景！但是，诗句的胜处不光在于写景真切，它还细致地传达出诗人心理感受的微妙变化。如“客去”与“波平槛”，本来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叙述呢？细细推敲，大有道理。大凡人在热闹之中，是不会去注意夜晚池塘涨水这类细节的。只有当客人告退、孤身独坐时，才会突然发现：哟，怎么不知不觉间面前的水波已涨得这么高了！同样，鸣蝉与滴露也是生活里的常事，也只有在陡然清静下来心绪无聊时，才会觉察到现象的变化。所以，这联写景实际上反映了诗人由闹至静后的特殊心境，为引起愁思作了铺垫。
第二联开始，诗人的笔触由“凉”转入“思”。永怀，即长想。此节，此刻。移时，历时、经时。诗人的身影久久倚立在水亭栏柱之间，他凝神长想，思潮起伏。读者虽还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但已经感染到那种愁思绵绵的悲凉情味。
诗篇后半进入所思的内容。北斗星，因为它屹立天极，众星围绕转动，古人常用来比喻君主，这里指皇帝驻居的京城长安。怀春，即怀年，两年。南陵，今安徽繁昌县，唐时属宣州。寓，托。两句意思是：离开长安已有两个年头，滞留远方未归；而托去南陵传信的使者，又迟迟不带回期待的消息。处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怪乎诗人要产生被弃置天涯、零丁无告的感觉，屡屡借梦境占卜吉凶，甚至猜疑所联系的对方有了新结识的朋友而不念旧交了。由于写作背景难以考定，诗中所叙情事不很了了。但我们知道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在朝只做过短短两任小官，其余时间都漂泊异乡，寄人幕下。这首诗大约写在又一次飘零途中，缅怀长安而不得归，寻找新的出路又没有结果，素抱难展，托身无地，只有归结于悲愁抑郁的情思。“凉思”一题，语意双关：既指“思”由“凉”生，也意味着思绪悲凉。按照这样的理解，“凉”和“思”又是通篇融贯为一体的。
此诗抒情采用直写胸臆的方式，不象作者一般诗作那样婉曲见意，但倾吐胸怀仍有宛转含蓄之处，并非一泻无余。语言风格疏郎清淡，不假雕饰，也有别于李商隐一贯的精工典丽的作风，正适合于表现那种凄冷萧瑟的情怀。大作家善于随物赋形，不受一种固定风格的拘限，于此可见一斑。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写羁旅愁怀。开头四句隐含旅愁，接着描绘了一幅萧瑟凄凉的秋天薄暮图，篇末才点明“离人又在天涯”，把离愁乡思一气呵出。全篇语言清丽，情景交融，其主要特色首先是捕捉形象的手法高明，其次是善于运用反衬的手法，其三是衬字多，但多而不杂，运用得圆转灵活，体现了郑光祖散曲创作的某些特色。
此曲一开头，就勾勒出一幅倦客行旅图。“弊”、“倦”、“萧萧”等字眼，显示了征人长途跋涉的经历。而“一竟入烟霞”，则含有漫无目的、不知所之的迷茫意味。这样的起笔，自然引起了读者对征人的关注。
“烟霞”除解释烟云外，还有“野景”的释义，所以“一竟入烟霞”也是为下文集中写景所作的过渡。从第五句起，作者的笔就跟上了游子，从他的眼里来看待面前的野景。时节正是清秋，弓风掠动着田野上的庄稼和水面旁的芦苇。“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兼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秦风·蒹葭》）弓风里的禾黍使人感到衰凉，秋水边的兼葭使人感到寒凛，对征人来说，这一切就是“动羁怀”，这三字决定了他审视秋景的黯淡心理。向前方看是几株老树，停栖着数不清的缩头垂翅、无精打采的乌鸦。仰望天空，是几阵南归的大雁，呀呀地啼叫着投向沙岸暂息。“千点万点”与“三行两行”在视觉上形成了密与疏的对比，但触发的愁意却没有数量上的差别。这样的秋景连读者也感到凄凉，征人惹动客愁，不堪忍受，是情理之中的事。
接着出现了水村山郭。水流南折，产生了旋涡，渔夫设网张竿，等着鱼儿上钩。写出渔具钓船而不见主人，当是时辰已暮，各自归家造饭。再远一些，小桥尽头的溪岸边，竹篱茅舍，隐约可见几户人家。溪沙上不见浣洗的人影，看来也是同样的缘故。极目遥望溪后的山谷，血红的丹枫，金黄的野花，尽扑眼帘。色彩如此明丽，可知是留住了夕阳的影子。这一段秋景若让读者欣赏，应当承认说疏朗清丽，大可流连。但对于浪迹天涯、无家可归的征人来说，除了凄凉断肠，还能有什么感想。末两句点明题旨的感慨，可以说是征人迸发着血泪的呐喊。这同马致远的名作《天净沙·秋思》一样，都是在写景之末点明“人在天涯”，用景色来衬现旅愁。但由于两者篇幅不同，便自有铺陈与含蓄的区别。
金代董解元《弓厢记诸宫调》有一首《赏花时》：“落日平林噪晚鸦，风袖翩翩吹瘦马。一径入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带霜滑。瞥见个孤林端入画，篱落萧疏带浅沙。一个老大伯捕鱼虾，横桥流水，茅舍映荻花。”该曲与之有相近之处。可见元散曲选取典型景物的写法，是继承了民歌与民间说唱文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