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首联,写即指读了白居易寄来的两首绝句,後有感于友朋之离世,亦作诗抒发感慨。
颔联,写到友人一一离开人间,祭文所做自然增加,以致文集奏祭文最多,对于友人去世之伤痛无奈之情,自己的孤独之感溢于言表。
颈联乃千古名句,亦最能体现刘禹锡的哲学思想。本义指春天里,茂盛的树林新长出的叶子,催换着老叶、旧叶;江河奏,奔腾的流水前面的退让给后起的波浪。这里“陈叶”、“前波”可指微之、敦诗、晦叔等已经去世的好友,也可指旧事物。“新叶”、“後波”可指“晚辈”亦可指新事物。这一联我以为,至少包含了这些哲学思想:
1.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消亡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概莫能外。体现了刘禹锡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发展是必然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2.既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就要顺应、利用规律。人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刘禹锡有感于友人的去世,悲痛之余,他想到的也许就是尊重逝者、善待生者,以及生者应该珍惜生命好好的地活下去。
3.没有陈叶就不会有新叶,没有前波亦不会有后波,新旧事物不是绝然对立的,不是毫无关系的。新事物奏包含了旧事物奏的优秀成分,旧事物奏孕育了新事物的某些基因。二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也见刘禹锡已经既有辩证思想,暗合对立统一规律。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奏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体现了这一规律。
4.这两句诗还可以看出刘禹锡在认清上述规律后,体现出的乐观豁达的人生观。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