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王士祯善于通过时差来造成意境的虚幻，也就是说，诗人善于将记忆中的景物同眼前的景物枚合起来，创造似真非真的效果。《江上望青山忆旧(选一》这首诗就运用了这一手法。
顺治末年，诗人初下扬州不久，两次经过仪征赴金陇，一次是在秋八月，另一次是在次年的春三月。这首诗写于第二次经过时。诗中把两次见到的景物对照起来描绘，一清晰，一朦胧，一萧瑟，一明丽，造成了特殊的艺术效果。青山，在这里是地名，山位于今江苏仪征西南，南临扬子江，因山色常青而得名。
“扬子秋残暮雨时，笛声雁影共迷离。”这两句写的是作者回忆第一次经过的景象。深秋暮雨的扬子江，雾色迷蒙，细雨潇潇，江岸上隐隐的青山，纷飞的黄叶，给入一片迷茫的感觉。天空中有一只依稀可见的孤雁，悄然地掠过，又没入了迷蒙的天边；岸边上传来隐隐的笛声，似在向谁诉说，又似独自孤吟。笛声雁影，织出一派迷蒙萧瑟的意境。“迷离”这个词具有多重的意味，从表层着，景象模糊不清，乐调传得不真，这是对景物实况的写照。透过一层看，这其间恐怕更有诗人初到时，对这一带景物的陌生之感。这是当时诗人心境的写照，这种心境在今天已觉惘然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迷离”者，忘言之意也。
“重来三月青山道，一片风帆万柳丝。”这两句写的是眼前的景象。阳春三月重来青山，面貌已是完全不同了，诗中只用了一句来描写春天的景色，表现力极强。显然这是个晴朗和明媚的日子，远远的一片白帆鼓足了春风，在平静的江面上自由地行驶，鹅黄的柳丝挂满了春堤，在阳光下轻轻摇摆。“一”和“万”，两个数词表现力何等丰富！远处一切都可以看得真切入微，与前面的“迷离”形成了鲜明对照。当然这幅春江图里也融进了诗人的心情。经过一年多的异地生活，诗人已消除了初到时的陌生感，他对扬子江渐生出许多的亲切和热爱，一景一物都成了自己的朋友，加上扬州任上的工作初见成效，这一切怎不让年青的诗人感到兴奋呢？
两幅景象写出了两种心贵时差和景差的对照，说到底是一种心灵的对照。当诗人用审美的眼光观照生活时，往日和眼前的一切，远处和近处的一切全放射出了诱人的光彩。
词的上阕“雄跨洞庭野，楚望古湘州。何王台殿，危基百尺自西刘”四句，气势不凡，雄浑卓绝。“雄跨”一词，表现了定王台的雄奇地形。“危基百尺”则以夸张的手法写出了定王台的壮丽。接下来三句以想象的手法接入历史的画面。想当年西汉国力强盛，定王台阁周围遍布如云铁骑，祭祀的音乐响彻云霄。然而，这些都已经是历史陈迹。“屈指几经秋”将作者的思绪从壮丽的历史收回到严酷的现实。 ’“叹息繁华地，兴废两悠悠”定王台再壮丽，到作者登临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回想往昔的繁华，今日的颓墙败瓦，作者不禁慨然，感叹人事的兴衰废替。联系到作者所处的时代，当时的南宋政府偏安一隅，面对金国的威胁无力反击，将大好河山拱手相送，这也是引发作者喟叹的一个情绪基点。所以词中的兴替之感超越了普通诗文中抽象的今昔之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下阕“登临处，乔木老，大江流”三句点题，叙说登临之事。古人登高作赋，喜欢大肆铺陈的居多，但在这里，作者仅以极其简略的手法白描眼前所见：乔木老，大江流。作者并没有放纵自己的情绪，但这种沉默中却蕴涵着更加深沉的悲痛。作者跟同时代的复国志士一样，满怀报国之心，但让人痛苦的是，“书生报国无地，空白九分头”。岁月蹉跎，功业未就，空白了少年头“，一夜寒生关塞，万里云埋陵阙，耿耿恨难休”，其中“关塞”是征战的偏远地段，“陵阙”是北宋宗庙祖坟所在，从前都是作者心底事，但现在离他越来越远了，“万里”一词，写出了这种虚无辽远的感觉。因为报国无门，作者永远不能在关塞为国尽忠，永远也无法收复北宋宗室的陵墓。这种无奈和遗憾，使他的“恨”意难休。“徙倚霜风里，落日伴人愁”，报国无门，年华苍老，词人无可奈何，只能以一副独立寒秋、天涯孤影的悲凉画面结束。其中的“伴”字写尽词人的落寞和孤独，因为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和他并肩作战，只得和无情的夕阳相伴，在苍茫暮色中自怨自艾。词结尾仍收回到定王台上，结构十分紧凑，并以景寓情，饶有余韵。最后点出一个“愁”字，并不表示消沉、绝望，而是英雄洒泪。慷慨生哀，与全词悲壮的格调完全统一。
这首词画面壮阔雄浑，音调苍凉激楚，充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孟浩然主要擅长写五言诗，风格浑融冲淡。诗人将自己特有的冲淡风格用于七绝，往往“造境飘逸，初似常语”而“其神甚远”（陈延杰《论唐人七绝》）。此诗就是这样的高作。
在杭州时，诗人有句道“今日观溟涨”，可见渡浙江（钱塘江）前曾遇潮涨。一旦潮退，舟路已通，诗人便迫不及待登舟续行。首句就直陈其事，它由三个片语组成：“潮落”、“江平”、“未有风”，初似平平淡淡的常语。然而细味，这样三顿形成短促的节奏，正成功地写出为潮信阻留之后重登旅途者惬意的心情。可见有时语调也有助于表现诗意。
钱塘江江面宽阔，而渡船不大。一叶“扁舟”，是坐不了许多人的。“舟中人”是来自四方的陌生人。“扁舟共济与君同”，颇似他们见面的寒暄。这话淡得有味，意思是：虽说彼此素昧平生，却在今天走到同条船上来了。“同船过渡三分缘”，一种亲睦之感在陌生乘客中油然而生。尤其因舟小客少，更见有同舟共济的亲切感。所以问姓初见，就倾盖如故地以“君”相呼。这样淡朴的家常话，将当时那种淳厚的世风与人情味惟妙惟肖地传达了出来，并不是一味地冲淡。
当彼岸已隐隐约约看得见一带青山，更激起诗人的好奇与猜测。越中山川多名胜，是前代诗人谢灵运遨游歌咏过的地方，于是，他不禁时时引领翘望天边：那儿应该是越中——他向往已久的地方。他大约猜不出，只是神往心醉。这里并没有穷形极象的景物描写，唯略点“青山”字样，而越中山水之美尽从“时时引领望天末”的游子的神情中绝妙传出。诗句外淡内丰，似枯实腴。“引领望天末”，原本是陆机《拟兰若生朝阳》成句。诗人信手拈来，加“时时”二字，口语味浓，如同己出，描状生动。注意吸取前人有口语特点、富于生命力的语汇，加以化用，是孟浩然特别擅长的本领。
“何处青山是越中？”是“问舟中人”，也是诗的结句。使用问句作结，语意亲切，最易打通诗与读者的间隔，一问便结，令读者心荡神驰，使意境顿形高远。全诗运用口语，叙事、写景、抒情全是朴素的叙写笔调，而意境浑融、高远、丰腴、完满。“寄至味于淡泊”（《古今诗话》引苏轼语，见《宋诗话辑佚》），对此诗也是很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