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讥讽时政尖锐的揭露了元朝当政者卑劣腐朽的面目，揭露世风的龌龊败坏。语言犀利泼辣，比喻极具特色，夸张的描写，揭露尖刻有力。
这是元散曲中一支妙语连珠的著名作品。首尾两组工整的鼎足对，尤见精彩。
起始的三句中，“铺眉”与“苫眼”、“裸袖”与“揎拳”、“胡言”与“乱语”是句中自对，互相又成为工对；“时”与“十”同音，借与三、万作数字对。“铺眉苫眼”等三组词语活画出了无赖与白痴的形象，与达官贵人的身份本身形成了绝妙的讽刺。而三句从文意上看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第一句讽刺内阁，第二句讽刺武将，第三句讽刺高官。总而言之，“万是烘（哄）”，满朝文武全是些瞎胡闹的乌龟王八蛋罢了。
末尾的鼎足对，数字对数字、地名对地名、动物门对动物门不算，妙在同句之内的鸡与凤、蛇与龙、猫与熊还万有形状相像的联系。一头是文人习用的雅语颂辞，一头却是民间口语中带着詈骂性质的语汇，凑在一起，冷峭而生动。三句也各具侧重点：第一句揭示凶横，第二句揭示狠毒，第三句揭示无能。这就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元代社会中各种自封的或被吹捧出来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这三句承接前文“早三公”、“享万钟”、“成时用”而写，作者矛头直指上层统治集团的高官要人，是一目了然的。两段之间，“大纲来万是烘”结上，“说英雄谁是英雄”启下。得此两句愤语绾联，“讥时”的题意便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作者这种庄俗杂陈、嬉笑怒骂而尖峭老辣的散曲风格自成一家，被时人称作“张鸣善体”。明代曲家薛论道就有一首仿“张鸣善体”的《朝天子·不平》：“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鹗，失时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得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动。”语言虽不及本曲灏辣，却能得其神理。
此曲首句展现了作者亲历、亲见的旱情。“赤焰焰长空喷火”，这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一个受灾人的切肤之感。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呼唤着何时能有降甘霖之时，以及盼望着"白茫茫平地生波"。正当灾民们满怀期待地凝望着天空，不断祈祷时，忽然天边出现了让人欣喜的“一番云雨”。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只是“空几个雷霆过”，干打雷不下雨，人们白白欢喜一场，心情重又自云端跌至谷底。"焦煿煿煮海煎河" 这一描写，不仅展示了干旱更加严重的状况，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失望和痛苦的真实状态。这段文字传递出了灾难中人们的盼望、挫折以及心情的沉浮。
曲的最后两句写作者在饱尝旱灾之苦后的感慨与想象。通过引用司马相如的事例，作者生动地表达了哪怕是微小的细雨都难以缓解干旱之苦，不能将人们从严峻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写到这里，可以较为深刻地体会到，让作者忧虑和焦虑所困扰的，不仅仅是一场干旱灾害，更是那些贫穷百姓在社会环境中的困境。在这场天灾的描写与反思中，不仅有作者对民众疾苦的深切感受，还包含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状况的忧虑和担心，可谓是真情流露。整个曲调情感真挚，表达直接，通过反复使用叠字形容词，增强了文字的生动表现力。
文杏馆是辋川园林中的重要建筑，馆在山之最高处。
诗的首二句写题面。“文杏裁为梁”，从司马相如《长门赋》“饰文杏以为梁”化来。文杏是极其名贵的杏树品种，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当初修建上林苑时，群臣和外地纷纷贡献名果异卉，其中杏树珍品两种，即文杏和蓬莱杏。以后文杏在关中一带逐渐普及。文杏馆的得名，大抵因馆前植有文杏;而诗中却说“文杏裁为梁”，这就如同《楚辞·九歌》中的“桂棹兮兰枻”，意在夸饰馆的高雅。“香茅结为宇”，意谓用香茅结屋檐。香茅是一种有香味的茅草，又名茅菁或琼茅，生长于湖南和江淮之间。文杏馆的茅草也大有讲究，有香味，自非普通的低矮茅舍可比。立馆而不求华丽，茅庐而以馆名，这就使“文杏馆既区别于权贵势要们的亭榭馆阁，也区别于老杜浣花溪畔的经不起八月秋风的茅屋，它是高人王右丞啸傲流连之所，体现了主人的性格特征。
三、四句写其地之高。“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栋里有云，这是山居习见景象。而云自栋间出而降雨，人犹不知，则所居在山之绝顶可知。登过华山、泰山这样高山的人都可能有身出云表的体验：头顶是红日，脚下是云海，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此时尘虑顿消，心境格外舒坦。当诗人置身文杏馆，注视着奄冉四泻的流云，并遥想它“去作人间雨”的情景，他的心境将不再“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而很可能变得平静而闲适。称山下为“人间”，诗人俨然以世外人自命。这样刻画文杏馆处境之高，迥出常情之外，动人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