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笳十八拍》最早见于朱熹《楚辞集注·后语》,相传为蔡琰作。蔡琰，字文姬,陈留（今河南札县）人，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战乱中，为胡骑所获，南匈奴左贤王纳为妃子，生二子。十二年后为曹操赎回。她将这一段经历写成《悲愤诗》，五言与骚体各一篇，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
《胡笳十八拍》的内容与两首《悲愤诗》大体相同。关于此诗的真伪问题，向有争论，欲知其详，可参看中华书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从诗歌体制来看，与东汉末年的作品有相当距离，且诗歌内容与蔡琰生平亦有若干抵触之处，托名蔡琰的可能性较大。这里姑从其旧，仍署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是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管乐器，其音悲凉，后代形制为木管三孔。为什么“胡笳”又是“琴曲”呢？唐代诗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说：“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此诗最后一拍也说：“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可知原为笳曲，后经董生之手，翻成了琴曲。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出“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见“干戈日寻兮道路危”等三句）。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实的真实写照。诗中的女主人公蔡琰，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掳掠西去的。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一拍（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幸（“辛苦”）源于被掳（即所谓“别离”）。
她在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生活上与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第三拍),“冰霜凛凛”（第六拍），“原野萧条”（第七拍），流水呜咽（第六拍“夜闻陇水兮声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第三拍“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第三拍“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第六拍“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徒，住在临时用草笺、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第六拍“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徒”）；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第三拍“鼙鼓喧兮从夜达明”）。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王勃的这首诗，虽是拟乐府旧题，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创新，代表着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风气。
诗写一位采莲女子怀念征夫的感情。诗人选择了傍晚同分采莲归来的特定背景来打写。一开始，诗即写女子采莲归来、绿水荡漾，沾湿了她的衣裳，又杂和着荷花的清香。这是女子经过一番采莲劳动的形象。这时，秋风吹起浪涛，野鸭和大雁受惊而高飞，也触动了采莲女的内心情感。这句写景有“兴”的意味。下面四句，接写这位年青漂亮，服饰华丽的女子，轻轻地摇着精美的画舫随波而下，极目眺望无边无际覆盖着绿叶的岛屿和开放着荷花的水潭，耳中听着远处传来的江上渔歌、吴越小曲。这些所见所闻，都惹起了她的相思苦恨，“相思”二字就是全诗的旨意。接着又用四句点明相思的由来，是因为岁月流逝，而出塞的征夫至今尚未归来，思妇在水上采莲，消磨时光，感到孤独寂寞；现在到了傍晚时分，她独自归来。触景生情，因而心中产生了思远的情怀。“今已暮”三宇，呼应首句的“归”字，表明这首诗所写的是采莲女子日暮归来时的相思之情。继而诗又探入一层，写思妇的品质。尽管傍晚采莲归来，独宿空床的生活令人难以煎熬，但采莲女还是忠贞于她们的爱情，坚持自已的操守，“那必尽娼家”，用反问句式，谓女子并没有都沦落为娼女，意即她自己决不会因为亲人远戍而变心。不仅不会变心，相反，比别人还要坚定。“官道”二句以疑问的口气，将采莲女和采桑女加以比较对照，认为前者比后者在爱情上更加忠诚，这其实是诗中思妇的自我表白。“城南把桑”系用汉乐府典故，《陌上桑》里的女子浪敷，是一个忠实于爱精的典型形象。此诗里的采莲女自云对丈夫的感情超过浪敷，可见，她对爱情是多么执着。
从“莲花复莲花”到“还羞北海雁书迟”，主要是咏物写人，抒发思妇的离愁别恨。江上莲花朵朵，莲叶田田，花叶纷披，十分稠密。荷叶的翠绿色，比不上女于的禅娟蛾眉；鲜红娇艳的荷花，也只能差可与女子红润的脸庞相比美。这几句由纯为写物转到以物比人，着重突出女子的年青貌美，从而唤起她的离恨。“佳人不在兹，帐望别离时。”尽管江上环境很优美，自己也是韶华容颜，但因为征夫远在塞外，她惆怅地遥望那别离的地方，回忆当初难分难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悲作之感，转而咏物。“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牵动荷花，喜爱它们并蒂开放；折断莲藕，喜爱它们丝丝相连的缠绵形象。这两句寓情于物，借白藕的丝丝相连，荷花的同根并蒂，表达思妇征夫的柔情蜜意。今天，当日的两情依依己经无处可以寻找了。虽然物态还如同过去一样，但在思妇看来，它们只不过是一片生长得很茂盛的荷花荷叶而已，想到这里，不禁无限伤情。自己为爱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到头来则长期为离愁别恨所折磨。“西津交佩解”，用晋葛洪《神仙传》记载的郑交甫在江边遇到两位神女，十分爱慕她们，神女解下玉佩以相赠的故事。这句意谓采莲女过去曾与征夫以身相许，而毫无悔恨。“北海雁书”，用汉班固《汉书·李广苏武传》中苏武北海牧羊，雁足传书的典故。此句则谓征夫在边塞上，久无书信，不免使女子产生担心和怀疑。这种忆昔伤今之情，归结到底，表现了采莲女深沉的相思情怀。这一节从时间和空间上反反复复地交错写来，对于女子的“相思苦”确实写得很深刻，富有感染力。
从“采莲歌有节”到篇末，诗情再作转换和深化。本来，采莲女己经在日暮时分归来了，这里则写她夜间又到江上采莲。她一边采莲，一边有节奏地唱着采莲曲。夜间江上的景象和白天大不一样。傍晚，吹起了秋风，此时更是凉风萧瑟。高远的天空里，一轮明月伴随着采莲女来往徘徊，清淡的光辉照耀着江水，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冷月，传达出了采莲女深沉的枨触，再一次表达了她的“相思苦”的情怀。这里完全是寓情于景，没有从正面写情语。它与上文写其“采莲归”来时的情感，对照起来加以体会，颇得详略映衬之妙。采莲女在江上来往采莲，遇到了其他夜间出来采莲的吴娃越女，她们都打扮得很娇艳美丽。姐妹们相见，互致问候，都探问从这条寒江到达征夫所在的关山千里的边塞，究竟是山儿重，水几重。可见，饱受着别离的煎熬、相思的苦恨的女子，不是一个采莲女，而是许许多多日夜辛勤劳动的采莲妇女。这就在前文写采莲女“相思苦”的基础上，描写了广大劳动妇女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将征夫思妇的普通题材，提高升华为一个富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主题，写得非常深刻，是十分可贵的。
梁、陈以来，《采莲曲》是诗人常用的乐府旧题，大多或摹写水容物态，或描绘采莲女的容貌服饰。特别是在风格上，他们的作品比较浮艳绮靡。王勃的这首诗，虽然抒情主人公同样是采莲女，自然景物的描绘乃至遣词造语，也都明显地受到南朝诗人的影响，但所塑造的伤离恨别，刻骨相思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思妇征夫的主题揭示出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则是南朝诗人所无法相比的。王勃在理论上对六朝余风深致不满，而在创作实践上又未能摆脱其影响。这首诗就是一个例证。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初唐诗歌从六朝余风向唐诗刚健爽朗的风格变化发展的轨迹。
王勃以前的诗人拟写此题，都是五言短章，此诗则运用七言，篇幅也比较宏大，表现出初唐七古崇尚铺陈赋写的一般倾向。不过，此诗在“四杰体”七古中抒情性较强，很注意将人物的感情寄寓在客观景物的描写刻画之中，具有强烈抒情效果。诗以七言为基本句式，大量运用五言句，又灵活地参用“三五七”、“三三七”句式，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结体方式，也加强了诗的抒情性。诗中多用蝉联和复沓的形式，更使诗流转圆美，情韵婉扬。诗中“采莲”、“莲叶”、“莲花”、“花”、“叶”等字词多次出现，造成重迭复沓的形式，显然具有南朝民歌《西洲曲》的风味。并且重迭复沓的形式还往往与蝉联方式交织运用，节奏铿锵，音韵和婉。总之，虽然此诗具有叙事诗的骨髓，但它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乃在于抒情。此诗中几个主要表现方法，都对加强其抒情性具有很大的作用。
王安石的这首弃妇诗写得通俗易懂，而又缠绵悱恻，哀怨幽深。这首诗就是一位遭受遗弃的女子的悲诉，诗中展示出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对负心汉予以谴责。
全诗是这位弃妇的独白。她先以朝开暮坠的槿花为喻，自己的命运又和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一比喻一开始便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而朝开暮坠，更反映出变化反复之快。接着便展开回忆：起初昔日相逢，都是青春年少，两人一见钟情，相互喜悦；男欢女爱到了极致，真不知谁的情感更为真诚浓烈。“两情未许谁最先”，可以想见其爱之深、之切、之浓。她终于被他的缠绵的情意感动，嫁给了他，为他操持家中生活，备尝辛苦。由此也可想象她的渐渐憔悴、衰老。果然，不久丈夫变心了。表面看来他是因听信谗言而立即休弃了妻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假如这位丈夫真是十分疼爱妻子，区区谗言能使他们分离吗？如此看来，人事翻覆，不是谁能知，而是必然的结果。从“两情未许谁最先”到“谗言入耳须臾离”，前后转变，何等急剧，态度对比，又是何等强烈！活生生的事实使她非常伤心，看着昔日嫁时的罗衣，她感到悔恨，羞于再穿；她终于明白，像这样喜新厌旧、反复无常的人是无法寄托终身的。然而传统的中国女子是多么痴情啊，她即使知道丈夫并不可靠，但她仍念念不忘昔日他们之间的誓约。应当说这位弃妇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的命运、她的性格，代表了整个封建社会里，广大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妇女的共同特征。读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实于爱情，勤劳朴素，却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又不甘于这种命运的传统妇女的形象。
《君难托》写出了封建时代的妇女爱情生活毫无保障，就像朝开暮谢的槿花那样，随时会遭到摧折，反映了妇女深受迫害和凌辱的同时，对那些负心汉表示了鄙视的态度。全诗从比兴开始，以叙述展开，情意深厚婉曲；同时运用前后对比手法，对照强烈；诗的语言质朴，颇具民歌特色，值得吟味。
诗的起首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朝开暮坠的槿花来比喻弃妇。她和槿花的命运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用反问来加强语气，实际是作出“毫无区别”的肯定回答。“忆昔”是回忆往事，记得我们刚相识时，都还年轻，相互爱慕，也不知是谁先吐露出爱情，两人的爱情简直是分不出高下的。这种回忆是甜蜜的，少男少女最痴情，那个负心汉在当时确实曾真心爱过她。正因为被他缠绵的情意所感动，她才决心跟随他去，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君难托”的主题，到此交代了“托”的经过，以下再展示“难”。
第一难是“成君家计良辛苦”。婚后当了家庭主妇，要操持好全家的生活实在很辛苦。可以想像得出，上有不太好伺候的公婆，下有爱挑剔生事的叔姑，众口难调，左右为难。第二难是“人事反覆那能知”。人情变化得很厉害，说变就变，翻脸成仇。这里既指说男方的亲属，也是说她的丈夫。前者是说坏话，进谗言的人，后者是听信谗言而变心的人。“谗言入耳须臾离”既是对进谗者的谴责，也是对轻易听信谗言的丈夫的怨恨。“须臾离”形容丈夫离弃她的突然，事起仓促，顷刻之间便把自己抛弃，她毫无思想准备，婚变之后，她成了受害人。对这一遭遇，女主人公有什么想法?“嫁时罗衣羞更著 ，如今始悟君难托。”一个妇女被丈夫休弃总是一件让人感到羞愧的事，哪怕她毫无过错，但要重新穿上娘家带来的出嫁服装回去，真是脸上无光。此时此刻她才醒悟到她把终身托错了人，这个负心汉是多么靠不住啊!全诗至此，应当说是叙事已毕，主题已出，意境已尽，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再加两句表白来作结尾:“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尽管明白了“君难托”，但那段痴情，那种忠于爱情的品性仍不改变，因为我仍然不能忘掉从前发过的爱情誓约，我还是信守旧时之约，忠诚如初。女主人公的人品与性格被突出了，她的高尚情操更反衬出那负心汉的可耻卑劣，而那种被遗弃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也就表现得格外的强烈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谗言入耳须臾离”一句可作为双关语来解读，暗示君臣之间难以相处。末两句真实地表现出女子被休后的留恋之情。古时被罢贬的忠臣亦如此。“君难托”还可能含有“伴君如伴虎”的思想，君王一朝变心，为臣的便再无立身之地了。结句又表现心情上的矛盾，还抱有尽管男子薄情，自己仍然盼着破镜重圆的幻想。由此可见，如果把这首诗作为王安石对宋神宗的怨望来读也未尝不可，但这种怨望并不是一般的消极哀怨，而是我行我素、矢志不渝的表白。
读唐宋诗词，常常会遇到“秋风鲈脍”、“莼羹鲈脍”的典故，这典故就是出自张翰。这首短歌似是最早的七言四句押同部平声韵的作品，虽然句句用韵，句句有“兮”，未脱楚歌格调，但毕竟是向后来的七绝体式前进了一步。
“秋风起兮木叶飞”，出句即见其思情的发动。悲凉的秋风最易震动人们的节序之感和念远之情。从时间上说，秋常常意味着岁暮的到来，令人觉着时光的流逝、流年的虚度。从空间看，秋高气清，万木萧萧，视野一下空阔起来，不自觉中自有人在何方、家在何方之叹。《楚辞· 湘夫人》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句子，自是此句之本；不过，作为张翰来讲，也不定是成心地仿效，实在是种语言 定势、 心理定势。秋风吹，使作者感到在洛阳羁留时间太久了；秋风吹，又使作者想起往昔的乡居生活、故乡风物，第二句就自然接上了：“吴江水兮鲈正肥”。鲈鱼，是作者故乡的特产，味极鲜美，秋季又正是 鱼肥的季节。“鲈正肥”着“正”字，便与“秋风起”连上了，同时还流露了种“正”当其时、迫不及待的心情。
这首诗只提到鲈鱼一种。在一首简短的诗里因受字句限制，撮取其一已可，而这诗与那段动人的佳话互相呼应，则更增加了诗与事共同的魅力。如果再推深一层来看，作者写此诗的时候，那种浓浓的乡关之思是因为对于政治的失望与担忧而变得强烈的，这里却抛开对时局和本身遭际的任何感慨，将远离黑暗官场的深层心理转化为美食引诱的浅层的生理欲望，这不仅增加了诗的含蓄度，而且因为浓浓的乡关之思使它具有更为普遍的人生情感与意义。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明白地点出了故乡千里未能归去的“恨”与“悲”，强化了前两句中蕴涵的情感，却远没有前两句含蓄深厚，滋味深远。与上两句的眼见秋风又起了，秋风吹落了树上的黄叶，家乡鲈鱼肥美，可自己却在这遥远的北方，远隔数千里，想回又回不去，做着与自己的期望相背的工作，怎么不令人伤悲。可悲的是这种伤悲还无人可以诉说，只能压抑在胸中。然而，终究是无法压制了，张翰仰头向天，发出了长长的悲叹。其中第三句“三千里兮家未归”说身在几千里外的异地，回乡的心愿难遂。这正是仰天悲的原因。第四句“恨难禁兮仰天悲”是诗前后因果相谇，气蛰如高山流水，潺潺而进，畅达自然。
此诗通过对作者对于秋天的到来，想起故乡的秋景和鲈鱼的肥美等，来表达了作者思归之情。
《孟子·离娄》中说孔丘曾听到有小孩子唱这首歌，并没有指明在何处听到此歌谣； 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谓指水清澈的样子，并非特指某一江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释：“浪，音郎。沧浪，水名。缨，冠系也”。《楚辞·渔父》写屈原听过渔父唱这首歌，因屈原曾被放汉北。
就诗的蕴含而言，首先，因为江河之水同洗浴联系起来是在天气和暖之时，而且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这首诗从意象上来说是美的，从情调上来说是轻松的。其次，作为产生在民间的歌谣，似乎同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喜好修洁的思想也不无关系。洗浴和修身，这是至今常被人们联系起来的一对比喻。再次，它表现了一种贴近自然、适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
这首歌说：人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清的时候洗冠缨，浊的时候洗脚。就生活实际而言，水浊自然不便洗冠缨，但清水洗脚，也应更好，脚虽贱，不至于没有在清水中洗一下的资格。所以，这首歌乃是表现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首诗中提到“水”，提到“我”，提到水的“清浊”变化，它正是揭示了某种关系。由于其语言的质朴和含蓄，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人同社会、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楚辞·渔父》中写屈原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独醒”，“众人皆浊”的情况下“独清”，因而遭到放逐。渔父是一个隐者，对事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谓“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所以他劝屈原随波逐流，屈原不听，他便唱着这首歌鼓枻而去。渔父是将世事喻为“水”，水之清浊人不能制，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水所无可奈何的。如果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说，掌握规律，为我所用，这是对的。但渔父是以此来表现他无是非、无原则、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这就有问题了，当然也就同屈原那种坚持真理、九死未悔的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以水喻一个人的品性，以人对清浊有差的水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喻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则这首歌的启迪意义又不相同：只有你“清”，人们才拿来“濯缨”；如果你“浊”，人们就只拿你来“濯足”。故孔子在听到孺子歌这首歌，便对他的学生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作为人生的经验来说，孔子的解释更具积极意义。
一首诗能够对具有不同阅历、处于不同环境、面临不同问题的人都有启迪，应当是可以不朽的。《孺子歌》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