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
浑将军祖先即汉代匈奴浑邪王。因此开始二句：“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就从浑将军的祖先写起：远在汉代，他们就是归顺中原政权的部落首领，族贵兵强，屡建战功，高居王位。起调高远雄浑，豪气笼罩全篇。“子孙相承”以下四句，由“族贵兵强”生发开来，依次展示出浑将军家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子孙相承”，遍布朝野；“部曲”精锐，驰骋“燕支”。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所向披靡。开篇六句概括、勾勒浑氏家族显贵、英勇的雄壮气势，为下文造声势、作铺垫。
“银鞍玉勒绣蝥弧”以下四句，将焦点聚集到了浑将军身上。但，诗人并不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以烘云托月的手法，渲染出浑将军的忠勇义烈和赫赫战功。“银鞍”一句，先以物写人。马具精良，军旗猎猎，显示出浑将军高昂的志气。后面三句，每句以一历史上的名将形象来烘托浑将军。“嫖姚”指汉代名将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大破匈奴（此喻哥舒翰）。“骨都”指匈奴左右骨都使。句首用一“每”字，表明浑将军经常随哥舒翰出征，战功累累。此外，又以李广的体恤将士，身先士卒，卫青的不泥于古人兵法，以方略为贵，托出浑将军的优秀品质和用兵的灵活。以上十句可作为第一层，诗人从“族贵兵强”、战功卓著等方面，把浑将军的形象勾勒得高大雄武。
“传有沙场千万骑”以下为第二层，形势急转。当敌人又气势汹汹地向边境发动了侵略战争，“羽书”飞至，形势危急时，浑将军又毅然奔赴疆场，奋战不息。塞外的生活艰苦清寂，时而传来几声哀厉高亢的画角声，更增添了几分凄严肃穆的气氛。而诗人却以“宝刀”切望为国杀敌而昼夜鸣叫这一兀傲奇警的夸张想象，再一次形象揭示出浑将军忠勇义烈的英雄本色。“意气”二句，诗笔又从正面直探心曲，传达出浑将军豪迈的“意气”：只要能为国杀敌，确保边疆，就是转战“万里”，“辛勤”经年，也算不了什么。继而诗人再以“黄云”连绵、衰草遍地的广漠边塞；“旌旗”朝飞、“刁斗”夜鸣的军旅生活；春风不度，杨柳绝迹的“关西”艰苦环境，反衬出众多“侠少年”藐视一切艰难困苦、勇赴国难的牺牲精神。这众多的英雄形象，如众星捧月一般，使浑将军叱咤风云、驰骋万里的风貌更加光彩照人。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回应题目的“送”字，寄寓自己的殷切希望。“从军借问”二句用王粲《从军诗》之意，颂扬浑将军所从之主帅哥舒翰的“神武”。正因为如此，才不致久劳师于外，故麾下当“击剑酣歌”，以示庆幸。据《左传·文公十三年》，有晋人士会返晋，绕朝赠之以策的记载。“策”字这里语含双关，也有“策谋”之意，意思是希望浑将军不要忘记自己临行时所献的破敌之策。“仲宣诗”即王粲所作之《从军诗》，本颂扬曹操西征张鲁的胜利，此喻报捷之诗，期望浑将军早奏凯歌，建立功业。诗人连用两典，结语悠远。杜甫说高适“篇终接混茫”，这首诗就是一例。
在这首诗中，高适以高远雄浑的起调，整散相间的句式，不停转换的韵律，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了浑将军这样一个忠勇爱国的名将形象，使其诗歌具有雄壮豪放的鲜明艺术风格。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