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绘的是黄河下游的景致。作者行舟河上，视野开阔，所以诗中多从大处着墨，写出深沉、壮观、气势磅礴的景象。诗歌开篇两句就写出“积水穷天涯”的浩荡气势，表现出黄河的雄壮和开阔的景象。“天波忽开拆”两句写从水天一色开拆的缝中，看波“郡邑千万家”，然后看波城市，接着是城外的农田，读之令人如波如闻。这两句不仅气势雄浑，意境壮美，而且准确地捕捉住诗人坐船时特有的运动感受，落笔自然而有奇致。五六两句写作者沿河所波的盛况。“行复波城市，宛然有桑麻”，一方面说明盛唐时期人口多、集市经济兴盛的状况，另一方面桑麻繁盛也构成了平原以东地带城乡风景的一大特色。结尾两句描写作者回首时，只看波河水连天，看不波故乡了，由此抒思乡之情，情景交融，发人遐思，言已尽而意未穷。
这首诗写出黄河下游的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显示出王维前期山水诗歌的明朗风格。诗人看山，是黛色葱郁，气势宏大，仿若一个绿色巨人屹立于天地之间， 崔嵬峥嵘；看水，是波光连天，浩洁瀚瀚，一望无际，又或像一条劈开山峡的巨龙，一泻千里，如此廓大气势，令人心胸开阔。
从思想境界看，此诗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静观”，即在社会之外看社会，人生之外看人生，景观之外看景观，充分体现了王维山水诗的深邃、幽静等特点。
这首词的特点是风调闲雅，气象华贵，二者本有些矛盾，但词人却把它统一起来，形成表现自己个性的特殊风格。晏殊以相位之尊，间为小歌词，得花间遗韵。刘攽《中山诗话》说：“晏元献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也就是说他的词风酷似冯延巳。但从这首词来看，它的闲雅风调虽似冯词，而其华贵气象倒有点像温庭筠的作品。不过温词的华贵，大都表现词藻上的镂金错采，故王国维以“画屏金鹧鸪”状其词风。晏词的华贵却不专主形貌，而于精神。“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见吴处厚《青箱杂记》）这首词中所写的风，正与上举两例相似。它所塑造的形象，借用晁补之评论其子晏几道词的说话，一看就知道“不是三家村中人”，而是一个雍容闲雅的士大夫。
此词突出反映了晏殊词的闲雅风格和富贵气象。作者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细细的秋风、衰残的紫薇、木槿、斜阳照耀下的庭院等意象，通过主人公精致的小轩窗下目睹双燕归去、感到银屏微寒这一情景，营造了一种冷清索寞的意境，这一意境中抒发了词人淡淡的忧伤。
词的上阕是写酒醉以后的浓睡。
起首二句在写景中点明时间，渲染环境。金风，即秋风。《文选》张协《杂诗》“金风扇素节”，李善注曰：“西方为秋而主金，故秋风日金风也。”此时庭院内是秋风落叶，画堂中的词人因饮了几杯绿酒，一会儿便醉眠了。用笔轻灵，色调淡雅，语气仿佛在与一位友人娓娓而谈。其巾“细细”、“叶叶”两组叠字，首尾相接，音律谐婉。以“细细”状金风，就没有秋风惯有的那种萧飒之感，而显得平静、悠闲。以“叶叶”这两个名词相连用，就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片叶子飘落的景象，显得很有次序，很有节奏。向来写梧桐经秋而落都是较为凄厉的，如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经过一代又一代词人的染笔，以至于使人一听到秋风吹拂梧桐，就产生凄凉况味。而像晏殊写得如此平淡幽细的，却极为少见。下面“绿酒”一句，因为用了“初”、“易”二字，就觉得他的酒量不大，浅尝辄醉，虽是淡淡的一笔，但却是陪笔；至“一枕小窗浓睡”，才写出此阕的主旨。小饮何以“易醉”？浅醉何得“浓睡”？原来词人有一点闲愁。然而以酒浇愁愁更愁，愁深故易醉，醉易故睡浓。此意于下阕尤能见出。
如果说上阕是从昨晚的醉眠写起，那么下阕则是写次日薄暮酒醒时的感觉。
词人一醉就睡了整整一个昼夜，睡极浓矣。浓睡中无愁无忧，酒醒后情绪如何，他没有言明，只是通过他眼巾所见的景象，折射出心情之悠闲，神态之慵怠；不过在结句中仍然透露出一丝丝哀愁。过片中的紫薇，植物名，夏季开花；朱槿，夏秋间吐艳。上阕说金风吹得梧桐叶坠，分明是秋季了，所以词人从小窗望出去，此刻这两种花都已凋残。值得注意的是，前阕的梧桐叶坠，为耳中所闻；后阕的两种花残，乃眼中所见。词人正是通过对周围事物的细微体察，来表现此际的情怀。“斜阳却照阑干”，紧承前句，描写静景。晏殊在《踏莎行》词中云：“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情境皆相似。两处都用了“却”字。却者，正也。此处是说抬头望去，一抹斜阳正照着阑干，颇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神韵，然而词人所见者不是南山，而是残花、斜阳，其中似寓有无可奈何的心境。
日暮了，斜阳正照着阑干，也正是“双燕欲归时节”。此意平平说来，似不相干语，没要紧语。可是词不比诗，它往往用这样的语言，来调和气氛，缓冲节奏，烘托情感。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言情之词，必借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感。”“燕子欲归”，乃系景语，它对下旬“银屏昨夜微寒”，正好起了一个铺垫和烘托作用。双双紫燕即将归巢了，这个景象便兴起词人独居无愣的感觉。于是他想到昨夜醉后原是一个人独宿。一种凄凉意绪，落寞情怀，不禁油然而生。但他不用“枕寒”、“衾寒”那些用熟了的字面，偏偏说屏风有些寒冷。寓情于景，含蓄蕴藉，令人低徊不尽。
此词之所以受到评论家们的一致称赏，主要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词人富贵显达的身世相谐调的圆融平静、安雅舒徐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大晏深厚的文化教养、敏锐细腻的诗人气质与其平稳崇高的台阁地位相浑融的产物。在这首词里，丝毫找不到自宋玉以来诗人们一贯共有的衰飒伤感的悲秋情绪，有的只是在富贵闲适生活中对于节序更替的一种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感触。抒情主人公是在安雅闲适的相府庭园中从容不迫地咀嚼品尝着暑去秋来那一时间自然界变化给人之身心的牵动之感。这当中，也含有因节序更替、岁月流逝而引发的一丝闲愁，但这闲愁是淡淡的、细柔的，甚至是飘忽幽微若有若无的。作者通过对外物的描写，将他在这环境中特有的心理感触舒徐平缓地宣泄出来，使整个意境十分轻婉动人。
这首词也是《珠玉词》中的名篇。它用精细的笔触和闲雅的情调，写出家作者这样的富贵高雅的文人在秋天刚来时的一种舒适而又略带无聊的感触。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