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韩干马十四匹》则是七古中的题画名篇这首诗前十二句分写十六匹马（诗题为十四匹，有意），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错落有致。写了十六匹马，然后点题。第十三句“画马真是马”，得马之神，是对韩干的高度赞同。第十四句是自赞，作者对自己的诗作充满了信心。作者自赞之意在引出末二句议论：世无伯乐、韩干，则虽有韩干画马之才，虽有为韩干画马之才之人题诗传神之功力之人，亦将无所得其用，可作多种联想。
诗题标明马的数目，但如果一匹一匹地叙述，就会像记流水帐，流于平冗、琐碎。诗人匠心独运，虽将十六匹马一一摄入诗中，但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变化莫测。先分写，六匹马分为三组。“二马并驱攒八蹄”，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一组。“攒八蹄”，再现了“二马并驱”之时腾空而起的动态。“二马宛颈鬃尾齐”，也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二组。“宛颈”，指曲颈。“鬃尾齐”，写了二马高低相同，修短一致。诗人抓住这两个特点，再现了二马齐步行进的风姿。“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两句各写一马，合起来是一组。“任”，用的意思。一马在前，用前腿负全身之重而双举后蹄，踢后一匹；后一匹退避，长声嘶鸣。大约是控诉前者无礼。四句诗写了六匹马，一一活现纸上。
接着，诗人迅速掉转笔锋，换韵换意，由写马转到写人，以免呆板。“老髯”二句，忽然插入，出人意外，表面上与题画马的主题无关。方东树认为这两句是“议”（议论），而不认为是“写”（描写），看作表现了“闲情逸致”的“文外之文”，离开了所画马的本身，这都不符合实际。至于这两句在章法变化上所起的妙用，他讲得很中肯；但实际上，其妙用不仅在章法变化。第一、只要弄懂第三组所写的是前马踢后马、后马退避长鸣，就会知道“奚官”之所以“顾”，正是由于听到马鸣。一个“顾”字，写出了很多东西。第二、“前身作马通马语”一句，表面上是“议”，但其实，“前身作马”，是用一种独特的构思，夸张地形容那“奚官”能“通马语”；而“通马语”是特意针对“一马却避长鸣嘶”说的。前马踢后马，后马一面退避、一面“鸣嘶”，“奚官”听懂了那“鸣嘶”的含义，就对前马提出警告。可见“通马语”所暗示的内容也很丰富。第三、所谓“奚官”，就是养马的役人，在盛唐时代，多由胡人充当。“老髯”一词，用以描写“奚官”的外貌特征，正说明那是个胡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老髯奚官骑且顾”一句中的那个“骑”字，指出“奚官”的胯下还有一匹马。就是说，作者从写马转到写人，而写人还是为了写马：不仅写“奚官”闻马鸣而“顾”马群，而且通过“奚官”所“骑”，写了第七匹马。
以上两句，把画面划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又以“奚官”的“骑且顾”，把两大部分联系起来，颇有“岭断云连”之妙。所谓“连”，就表现在“骑”和“顾”。“奚官”所骑，是十六马中的第七马，它把前六马和后九马连成一气。“奚官”闻第六马长鸣而回顾，表明他原先是朝后看的。之所以朝后看，就因为后面还有九匹马，而且正在渡河。先朝后看，又闻马嘶而回头朝前看，瞻前而顾后，整个马群，都纳入他的视野之中了。
接下去，由写人回到写马，而写法又与前四句不同。“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八马饮水，微流吸入唇吻，发出汩汩的响声。一个“后”字，确定了这八匹与前七匹在画幅上的位置：前七匹，早已过河；这八匹，正在渡河。八马渡河，有前有后，于是又分为两组。“前者既济出林鹤”，是说前面的已经渡到岸边，像“出林鹤”那样昂首上岸。“后者欲涉鹤俯啄”，是说后面的正要渡河，像“鹤俯啄”那样低头入水。四句诗，先合后分，共写八马。
“最后一匹马中龙”一句，先叙后议，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周礼·夏官·庾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说这殿后的一匹是“马中龙”，已令人想见其骏伟的英姿。紧接着，又来了个特写镜头：“不嘶不动尾摇风。”“尾摇风”三字，固然十分生动、十分传神；“不嘶不动”四字，尤足以表现此马的神闲气稳、独立不群。别的马，或者已在彼岸驰骋，或者即将上岸，最后面的，也正在渡河。而它却“不嘶不动”，悠闲自若，就因为它是“马中龙”。所谓“蹄间三丈是徐行”，不担心拉下距离。
认为“据公诗马十四匹”的王文诰，既没有发现“奚官”所“骑”的那匹马，又搞混了这“最后一匹”马。他说：“此一匹，即八匹之一，非十五匹也。”其实，从句法、章法上看，这“最后一匹”和“后有八匹”是并列的，不能说它是“八匹之一”。
十四匹马逐一写到，还写了“奚官”，写了河流，却一直未提“韩干”、也未说“画”。形象如此生动，情景如此逼真，如果始终不说这是韩干所画，读者就会认为他所写的是实境真马。然而题目又标明这是题韩干画马的诗，通篇不点题，那是不妥的。所以接下去便点题。归纳前面所写，诗中得出了“韩生画马真是马”的结论。“画马真是马”，这是对韩干的赞词。而作者既赞韩生，又自赞，公然说：“苏子作诗如见画。”到下面两句，才表明作者之所以既赞韩生又自赞，是为全诗的结尾作铺垫。韩生善画马，苏轼善作画马诗；从画中，从诗中，都可以看到真马，看到“马中龙”。可是，“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意思是，世间没有善于相马的伯乐和善于画马的韩干，连现实中的骏马都无人赏识，又何况是画中的马、诗中的马。既然如此，韩生的这画、苏轼的这诗，还有谁去看呢？两句诗收尽全篇，感慨无限，意味无穷。
全诗只十六句，却七次换韵，而换韵与换笔、换意相统一，显示了章法上的跳跃跌宕，错落变化。
这首诗的章法，前人多认为取法于韩愈的《画记》。如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都这样说。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这首诗穷极变化，不可方物，更多的是受了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的启发。
首联写诗人在晚秋时节，冒着早晨的霜露，走在幽深的山谷之中，字里行间流泻出一种跋涉之苦。其实，诗人现实的生活道路也是如此。首句的“杪秋”本已点明季节，但作者却仍嫌不足，在句尾又以“霜露重重”加重笔墨，进一步渲染了秋之已深。次句的“幽”字，则是强调了诗人所行山谷远离市井，幽深僻静。
接着，具体写经荒村所见。厚厚的黄叶覆盖着小溪上的桥面，荒村唯有古树处处可见，寒天的野花，稀疏零落，大地更显得空旷。山谷深处的泉水声微流缓，水声时断时续，更衬出大地的寂静。几句诗，写尽了南谷秋色和荒村的荒僻景象，给人以衰败、寥落之感。
诗人处境险恶，眼前如此萧疏荒寂的景色，很自然地触动了他的身世之感。作者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曾这样说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他也想驱除胸中的郁闷。可是，今天南谷之行却没有使他得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轻松，反而更加重了他的孤独落漠之感。诗最后写的“机心久已忘，何事晾麋鹿”，表面上的超脱放达之态，实际上却反映了欲遣愁绪而不能，从而愁上加愁的心境罢了。
全诗紧扣题目，以标题中的“荒”字笼盖全篇，使诗人笔下的画面，涂上了一层惨淡之色，霜露、幽谷、黄叶、溪桥、古木、寒花和幽泉，无一不在它的笼罩之下，因而有力地突出了荒村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又处处不离“杪秋”这个季节，使景物都具有浓厚的时令特色。
诗人笔下的景色写得真实、自然，同时又处处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情憬。诗人特有的心境与眼前寥落衰败的景象相互交融，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是一首别具情趣的写景小诗。小路上花团锦簇，长满花朵的枝条被压得低垂下来，花瓣之上是流连忘返的彩蝶，它们围绕着花枝翩翩起舞。从这里，我们嗅到了浓郁的花香。花旁的小路上，有清脆啼鸣的黄莺，它们活泼自在的神态，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诗人用时时、恰恰这些极富韵律的字眼，使得全幅明丽纷繁的画面充满了动感，也使得诗歌有着更明快、更流利的节奏。全诗语言充满了口语化色彩。读起来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而诗人在春天所感受到的由衷的快乐跃然纸上。
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压”、“低”二字用得十分准确、生动。
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
“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像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春宫曲》)，这些景都显得“清丽”而杜甫在“花满蹊”后，再加“千朵万朵”，更添蝶舞莺歌，景色就秾丽了。这种写法，可谓前无古人。
盛唐人很讲究诗句声调的和谐。他们的绝句往往能被诸管弦，因而很讲协律。杜甫的绝句不为歌唱而作，纯属诵诗，因而常常出现拗句。如此诗千朵万朵压枝低句，按律第二字当平而用仄。但这种拗决不是对音律的任意破坏，千朵万朵的复叠，便具有一种口语美。而千朵的朵与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虽同属仄声，但彼此有上、去声之别，声调上仍具有变化。诗人也并非不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这表现在三、四两句双声词、象声词与叠字的运用。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啭。恰恰为象声词，形容娇莺的叫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听觉形象。时时、恰恰为叠字，既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又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这两句除却舞、莺二字，均为舌齿音。这一连串舌齿音的运用造成一种喁喁自语的语感，惟妙惟肖地状出看花人为美景陶醉、惊喜不已的感受。声音的效用极有助于心情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