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情尤可见，辞客未能忘。海内知名士，云端各异方。
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似尔官仍贵，前贤命可伤。
诸侯非弃掷，半刺已翱翔。诗好几时见，书成无信将。
男儿行处是，客子斗身强。羁旅推贤圣，沈绵抵咎殃。
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潜隙地，有靦屡鲜妆。何太龙钟极，于今出处妨。
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
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陇草萧萧白，洮云片片黄。
彭门剑阁外，虢略鼎湖旁。荆玉簪头冷，巴笺染翰光。
乌麻蒸续晒，丹橘露应尝。岂异神仙宅，俱兼山水乡。
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更得清新否，遥知对属忙。
旧官宁改汉，淳俗本归唐。济世宜公等，安贫亦士常。
蚩尤终戮辱，胡羯漫猖狂。会待袄氛静，论文暂裹粮。
物情尤可见，辞客未能忘。海内知名士，云端各异方。
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似尔官仍贵，前贤命可伤。
诸侯非弃掷，半刺已翱翔。诗好几时见，书成无信将。
男儿行处是，客子斗身强。羁旅推贤圣，沈绵抵咎殃。
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潜隙地，有靦屡鲜妆。何太龙钟极，于今出处妨。
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
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陇草萧萧白，洮云片片黄。
彭门剑阁外，虢略鼎湖旁。荆玉簪头冷，巴笺染翰光。
乌麻蒸续晒，丹橘露应尝。岂异神仙宅，俱兼山水乡。
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更得清新否，遥知对属忙。
旧官宁改汉，淳俗本归唐。济世宜公等，安贫亦士常。
蚩尤终戮辱，胡羯漫猖狂。会待袄氛静，论文暂裹粮。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这首诗运用质朴的语言讽刺时事，控诉与指斥社会中不平等现象，只用事实对照，不加评论，发人深省。
揭露封建社会不劳而获、反映劳动者疾苦的诗篇，古代有很多，但从唐人孟郊的《织妇辞》到宋人张俞《蚕妇》，多着眼于衣着。郑谷的《偶书》，于濆的《辛苦行》从耕者腹长饥入手。相比之下，梅尧臣此诗写烧窑工人，就显得十分新颖。这两句有的本子作“十指不沾泥，”“十”字虽不如“寸”字尖新，但也写出了富家子的根本不劳动。而以“鳞鳞”形容大厦，形象也非常鲜明。诗人用字简练，含意深刻，读之发人深省。
《陶者》属于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作品。首二句以陶者“陶尽门前土”与“屋上无片瓦”相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此，人间之不公尽在其中。后二句以居者“十指不沾泥”与“鳞鳞居大厦”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此，人间之不公可想而知。前二句以对比道出，后二句亦以对比道出，前二句与后二句更以对比鲜明令人惊叹。《陶者》一诗正以这种环环相扣的对比，道出了人世间的不公平，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风格古朴平淡。
在梅尧臣以前，唐代人已经写了大量反映社会不平等的诗，大都写耕织的农民，梅尧臣这首诗换了个角度，写手工业者，可以说是对自己做诗目标“意新语工”的实践。诗在写作上，打破了绝句声律的格局限制，句法散文化，近似古代的风谣，这正是梅诗古朴淡泊的特色。后来有位并不出名的诗人张俞，作了一首《蚕妇》诗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主题与梅诗相同，不知是否受到过梅诗的启发。近代有很多风谣，往往通过对比显示不合理，则受梅诗影响是很明显的。
从《陶者》即可看出，梅尧臣不断观察、聚焦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在生活场景和人生经历中开拓、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在写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开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梅诗构思奇巧而取材平平，用意深远而出之淡然，感情深厚而语句平淡，寓奇峭于朴素，外枯中膏，淡而有味，这是梅诗的创造与追求，也是宋诗的审美取向。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诗人先自叙高贵的身世，表示自己具有与生俱来的的“内美”。再叙自己的道德和才干，具有先天禀赋，又有后天修养，早就该立志献身干一番大事业。接着叙述对楚怀王的期望，期望他修明法度，驾上骏马奔驰向前，诗人愿为楚国的变法图新作一个开路的先驱者。可是当时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存在着革新和守旧两派的斗争。
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