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青水绿的南国，来游落日苍茫的北塞，淡谈的乡思交汇着放眼关山的无限惊奇，化成了这首“清丽高秀”的写景小诗。
朱彝尊早年无意仕进，以布衣之身载书“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褱，经瓯越”，为采访山川古迹、搜剔残碣遗文，踏谊了大半个中国(见《清史稿文苑传》)。现在，他独立于北国秋冬的朔风中，倾听着凄凄而啼的子规（杜鹃)之鸣，究竟在浮想些什么?是震讶于这“古塞之一”的居庸关之险酸——它高踞于军都山间，两峰夹峙，望中尽为悬崖峭壁，不愧是扼卫京师的北国雄塞？还是思念起了远在天外的故乡嘉兴，那鸳鸯湖(南湖)上风情动人的船女棹歌，或摇曳在秋光下的明艳照人的满湖莲荷？于是这向风而啼的“子规”，听来也分外有情了：它也似在催促着异乡游子，快快“归”去么？
起句看似平平叙来，并末对诗人置身的关塞之景作具体描摹。但对于熟悉此间形势的读者来说，“居庸关”三字的跳出，正有一种雄关涌腾的突兀之感。再借助于几声杜鹃啼鸣，便觉有一缕辽远的乡愁，浮升在诗人的高岭独伫之中。驱马更行，峰回路转，在暮霭四起中，忽遇一带山泉，从峰崖高处曲折来泻，顿令诗人惊喜不已：在这塞外的山岭间，竟也有南国般清冽的泉流，正可放马一饮，聊解旅途之渴。站在潺潺的山泉畔，遥看苍茫的远夭，又见一轮红日，正沉向低低的地平线。那犹未敛尽的余霞，当还将远远近近的山影，辉映得明荧如火——这便是“饮马流泉落日低”句所展现的塞上奇景。清澈、明净的泉流，令你忘却身在塞北；那涂徐而奏的泉韵，简直如江南的丝竹之音惹人梦思。但“坐骑”恢恢的嘶鸣，又立即提醒你这是在北疆。因为身在山坂高处，那黄昏“落日”，也见得又圆又“低”，，如此高远清奇的苍莽之景，就决非能在烟雨霏霏的江南，所可领略得到的了。
不过最令诗人惊异的，还是塞外气象的寥廓和峻美。此刻，峰影如燃的西天，还沐浴在一派庄严肃穆的落日余霞中。回看北天，却又灰云蒙黎。透过如林插空的千百峰嶂，隐约可见有一片雨雪，纷扬在遥远的天底下，将起伏的山峦，织成茫茫一白！“雨雪自飞千嶂外”句，即展现了那与“饮马流泉落日低，所迥然不同的又一奇境——剪影般的“千嶂”近景后，添染上一笔清莹洁白的“雨雪”作背景，更着以一“飞”字，便画出了一个多么寥廓、案洁，竣奇而不失轻灵流动之美的世界！
诗人久久地凝视着这雨雪交飞的千嶂奇景，那一缕淡淡的乡愁，旱就如云烟一般飘散殆尽。此次出塞，还有许多故址、遗迹需要考察，下一程的终点，该是驰名古今的“榆林塞”了吧？诗人意兴盎然地转身西望，不禁又惊喜而呼：那在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的“渝林”古塞，竟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般遥远！从居庸塞望去，它不正“只隔”在云海茫茫中耸峙的“数蜂”之西么?诗之结句把七百里外的榆林，说得仿佛近在咫尺、指手可及，岂不太过夸张?不，它恰正是人们在登高望远中所常有的奇妙直觉。这结句虽然以从唐人韩翔“秋河隔在数峰西”句中化出，但境界却高远、寥解得多：它在刹那间将读者的视点，提升到了诗人绝后的绝高之处；整个画面的空间，也因此猛然拓展。于是清美、寥廓的北国，便带着它独异的“落日”流泉、千嶂“雨雪”和云海茫范中指手可及的愉林古塞，苍苍莽葬地尽收你眼底了。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