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兄弟两三人”为了生计，流浪他乡。因女主人为他们缝补衣裳而被归来的女主人丈夫发现而产生了误会。诗歌围绕一个尴尬场面写出了流浪汉的凄苦，写得情节紧张，矛盾集中，真切生动，活泼而富有谐趣，但谐中寓庄，于中更能反衬出游子之凄苦；同时也显示了乐府作者观察生活、把握生活、再现生活的卓越才能。全诗以比兴起，巧妙地引发诗兴，过渡到诗的本体，结尾又用比收，轻松自然，浑然天成。
诗的开笔就很低回忧伤。“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二句用比兼兴的手法。堂前之燕，冬去夏来，有一定之时，而我“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却久出不归，长为他乡人。这两句概括了流浪汉有家归不得的凄苦生涯。这是第一层凄苦。
因流浪他乡，天长日久，除了生活的艰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没有家庭，就不免会仪表不修，形象狼狈，尤其是衣服着装方面，衣衫破烂，但是“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旧衣服坏了无人缝，新衣服针线裂开了无人补，由此可以想象主人公憔悴落魄的形象。这是第二层凄苦。
由无人补缝衣服之事，遂引出下文一段情节：“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此处说的“主人”，究竟是游子所临时寄居的人家，还是他们为之劳作的东家，不得而知。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大。这家的女主人，很是贤惠，见流浪汉衣衫破烂，乃主动为之缝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流浪汉内心之欣喜可想而知。此承上文两层之凄苦，文思来了一个转折。
但正在流浪汉内心欣喜之际，情况陡然发生变化——“夫婿从门来”，女主人的丈夫回家来了。夫婿见此情景，作出了一个异常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映——“斜柯西北眄”，他不是与妻子欢叙，也不是与客人打招呼，而是侧身倚门，瞟眼斜视。他外出归来，看到这一情景，不免心有所疑，但又不明底里，不好发作，故才在瞬间表现为如此情态。而乐府作者亦即能如同一个高明的摄影师，立即按动相机快门，将这一精彩镜头摄下。在这一特写镜头中，容纳了三对矛盾、三个方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即：夫妻之间，夫与流浪汉之间，流浪汉与女主人之间，此时各生想法，各具心态，各有难言之隐。
在这矛盾聚焦的节骨眼，还是流浪汉先说话了：“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请您不必斜眼看，我们和你家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清水白石，不必多心。后来的“水清石见”成语即本此。流浪汉口中说着这番自表心境的话，尖锐的矛盾冲突似乎缓和了，但其内心之凄苦却可想而知。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这是写流浪汉的心理活动。水清石见了，一切清白。尽管如此，远行在外，还是不如回家的好。又一次点出凄苦，收束全诗。
这首诗也有规劝游子早归的意思。
这组曲子由两首小令曲组成。下面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这组曲的赏析。
令曲与传统诗词中的绝句与令词，有韵味相近者，有韵味全殊者。这两首怀古的令曲，前一首便与诗词相近，后一首则与诗词相远。
第一首曲子开头先用三个典故。一是秦始皇在骊山建阿房宫行乐，二是西晋富豪石崇筑金谷园行乐，三是隋炀帝沿运河南巡江都游乐。这三个典故都是穷奢极欲而不免败亡的典型。但这组仅仅典出事情的发端而不说其结局。“不堪回首”四字约略寓慨，遂结以景语：“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这是诗词中常用的以“兴”终篇的写法，同时，春意阑珊的凄清景象和前三句所写的繁华盛事形成鲜明对照，一热一冷，一兴一衰，一有一无，一乐一哀，真可兴发无限感慨。这与刘禹锡的七绝《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首曲子的长短参差，奇偶间出，更近于令词。不过，一开篇就是鼎足对的形式，所列三事不在一时、不在一地且不必关联（但相类属），这是它与向来的“登临”怀古诗词有所不同之处。
相比较而言，第二首更有新意。这首在手法上似乎与前首相同，也是列举三事：一是霸王别姬的故事，二是吴蜀破曹的故事，三是班超从戎的故事。看起来这些事彼此毫无逻辑联系，拼凑不伦。然而紧接两句却是“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说到了世世代代做牛做马做牺牲的普通老百姓，可见前三句所写的也有共通的内容。那便是英雄美人或轰烈或哀艳的事迹，多见于载籍，但遍翻二十四史，根本就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地位。这一来，作者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即不管哪个封建朝代，民生疾苦更甚于末路穷途的英雄美人。在这种对比上，最后激发直呼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也就惊心动魄了。这个结尾句意义深刻且耐人回味。“读书人”可泛指当时有文化的人，也可特指作者本人，他含蓄地要表达这样的含义：其一，用文化人的口吻去感慨历史与现实，寄寓着丰富的感情，有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叹惋，有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责难，有对“争强争弱，天丧天亡，都一枕梦黄梁”的感伤。其二，用文化人的思想眼光去理解看待历史与现实，能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显得真实准确。最后的“叹”字含义丰富，一是叹国家遭难，二是叹百姓遭殃，三是叹读书人无可奈何。在语言风格上，此曲与前曲的偏于典雅不同，更多运用口语乃至俗语，尤其是最后一句的写法，更是传统诗词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种将用典用事的修辞，与俚俗的语言结合，便形成一种所谓的“蒜酪味儿”和“蛤蜊风致”，去诗词韵味远甚。两首相比，这一首是更为本色的元曲小令。
这两首怀古元曲，在内容上极富于人民性，无论是抨击社会现实，还是审视历史，都称得上是佳作。
这是一篇李清照写给翰林学士綦崇礼的答谢信，最早见于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第十四卷，赵彦卫给其取名《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今人常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和《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来称之。
在这封信中，李清照除了略对搭救她的綦崇礼表示感谢，其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阐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对那个以骗财为目地而“骗婚”的张汝舟的无情揭露。李清照这封极力为自己辨白的信并没有让宋人对李清照产生怜惜和同情，大多数看后都持讥讽的态度。而明清之人大多数称这封信为“伪作”，而不承认李清照改嫁，要为李清照改嫁说“辨诬”。今人多以这封信作为李清照改嫁的物证，把这封信当作研究李清照的重要资料。
结构布局是体现作家匠心和艺术构思的重要方面。李清照往往根据内容和体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结构方法，故其散文以灵活变化见长。观其现存作品。或取纵向结构法，或用横向结构法，亦有纵向、横向结合，明线、暗线交错之篇，可谓多姿多态，富于变化。
李清照在其散文中爱用典、善用典、精于典，下面是她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的用典特点：
其一，用典频率高。《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全文四十五句（分句不计），典实近五十。
其二，用典精博明当。易安散文典实密集，却无堆砌感和艰涩感，这主要与作者的精于选择、巧于组织、善于表述有关。如刘伶和石勒的典故结合的天一无缝，好一句“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既说明张汝舟的凶残，自己面对凶残而无惧哉。
其三，用典妥贴自然，了无斧痕。如其用谈娘（实踏摇娘）正是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妇女，与她自己遭遇何其相似。
在结构布局上灵活变化，跌宕我姿，这是易安散文的特征，而用典则是李清照对散文驾驭能力的体现。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帆”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