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散曲,采用市井语言,明白如话。前四句是[雁儿落],句法是五五五五,写女主人公曾经生活的幸福、甜蜜和对情人的深情、疼爱。女主人公回忆往昔的幸福,被男子敬奉在兰麝房,怀抱在鲛绡帐,捧在手里,如掌上明珠,搁在心里,如心如肺。
“谁承望”一转,谁能料想得到,男子一朝,坠入了花街柳巷,红男绿女,醉生梦死。让女主人公独守空房,忍辱纳垢,冷冷清清。可是,她并没有忍气吞声,也不会委曲求全,黄峨笔下的女性,往往个性倔强、刚毅决断,性格泼辣,爱得轰轰烈烈,恨得也轰轰烈烈,遭到羞辱的女主人公,下了一个决心:恶狠狠地做一场!和负心男子大闹一场,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直面薄情寡义之徒,是爱是恨,是合是离,说个清楚,讲个明白。
这首散曲刻画了一个敢爱敢恨的一个女人形象,富有艺术魅力。同时也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不公平。
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
这首诗写分别后的思念朋友之情,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前三句写梦前的秋夜景象:白露、西风、流萤、落木,构成一幅凄清的图景;第四句写梦中,只交代梦见已经西归之故人,却没有详写梦中景象;后四句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写梦后之景,因闻晓钟、马嘶而惊醒,可见梦之短,醒后唯见天边归云纵横,心绪寥落。满心离怀是全诗主脑,归客入梦,嘶马惊人,皆源于此。
此诗构思和声律都不同一般,别有情致。一般的送别诗总爱写临歧分手的场面,因为这个场面最能体现主客间的情谊,可是此诗偏偏撇开这个场面不写,而写送客的主人一夜离心郁陶,等待着第二天送朋友上路,可归客不忍心与朋友当面话别,而在黎明西分悄悄地策马离去,使主人欲送不成而留下离思。此诗的特色,首先就在于送别从别后写起,切入角度很独特;其次在于只有一句记梦却用大半篇幅写梦前和梦后的秋夜清冷景象,以之烘托自己对朋友的思念之深;其三,情与景之间形成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关系—西风落木正像离人忧思,归云如归客,纵横如心绪,而友情的热烈与秋夜的清冷又形成反差;最后,真幻杂糅的别致构思,在夜半白露萤飞中入梦,仿佛若真;因闻曙钟、听嘶马而惊醒,恍惚中以为归客又将上路,于是急急出户相送,在虚实交错中写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另外,这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却用了三个韵,较为少见,似乎是作者为了配合场面的转换和感情的跌宕而有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