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写的是,诗人去年任荆州大都督长史时,见到荆南的梅花遍地开放,如同漫天飘飞的雪花;今年诗人从南方来到了北方,幽州的雪花漫天飘飞,宛若遍地盛开的梅花。这句诗用了互喻的手法。所谓互喻就是本体和喻体互相设喻, 即先用喻体比本体, 再用本体比喻体。这种比喻使两种物象缠绕勾连, 曲折有趣,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读来有循环反复之妙趣 , 增强了韵文的韵味与节奏, 强化了艺术感染力。互喻的手法在古诗中很常见,比如,南梁范云的《别诗》中有句曰:“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宋人吕本中《踏莎行》词中有句曰:“雪似梅花, 梅花似雪, 似和不似都奇绝。”张说的灵感当来源于范云,而吕本中的句子则很可能从此联而来。此联通过去岁今年同期所见,一是江南春色,一是北国冬景,体现诗人时此时彼的仕途遭遇,其中饱含着对人生无常,仕途坎坷的感慨。然而,字句十分秀雅,未露丝毫伤感痕迹,表达十分蕴藉高妙。
颔联讲的是,诗人南北流离,转徙如蓬,叹息人事的变化不定。然而,旧岁去了新年来,周而复始,不失常度,却也使诗人感到欢欣。这是紧承上联发的感慨。出句抒发了一种世事茫茫难自料的深沉情感。对句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骨子里却潜藏着一种时光蹉跎的复杂心理。句中“去复来”三字,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诗人在新年对政治生命复苏的预期与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诗人的语言极其委婉,将怅惘而又急切的心情藏在轻松的笔墨之下,使得诗歌的韵味更加悠远绵长。清代学者谭宗在《近体秋阳》中评价这首诗说:“常调尔,顾但见其老,而不嫌其俗,以其气清语真也。”“气清语真”确实是本诗语言的最大特色。
后二联中,诗人满怀深情地说,他身在边镇,心在京城,耳听着戍卒唱出的通宵不绝的歌声,眼却遥望着朝廷燃起的彻夜不息的烛火,殷切期盼尽快回到长安,值此新春之际,举杯献酒,敬祝皇上寿比南山。至此,诗人企望重新来到君主身边,再次受到信任的心情才明白地表露了出来。 总的来看,这首诗紧扣题中“新年”发感慨,表心愿,娓娓道来,意脉相联,轻松自如。将对人生无常的怅惘之情,仕途坎坷的忧虑之情,新年仕途进步的愿望之情,对京都的思念之情,对皇帝的颂扬之情,都表达地含蓄蕴藉,自然妥帖,开启了盛唐诗歌的新气象。当然,像尾联这样的文字多少有媚上之嫌,然而,诚如明代李攀龙、叶羲昂《唐诗直解》中所说: “上寿近俗,但君王不得不尔。”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去年在荆南时,梅花盛开如雪一样;今年到了蓟北,漫天的雪花如盛开的梅花一般。
昨南今北,令人叹息人事的变化无定;让人感到高兴的只有时光去了又再来,不失常度。
守卫边镇士兵的歌声连夜不息,京城的烛火彻夜大放光明。
向西遥望长安,希望回到朝廷,献酒于君王,祝他寿比南山。
注释
幽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蓟县(位于北京市西南)。
荆南:唐代方镇名,治所在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县)。
蓟:即指幽州。
边镇:指幽州。
戍歌:守卫战士唱的歌。
连夜:一作“连日”。
京城:即长安。
燎火:庭燎,庭中用以照明的火炬。
彻明:入夜到天明。
开:开放。此引申为大放光明。
日:喻指皇帝。
诗的首联写的是,诗人去年任荆州大都督长史时,见到荆南的梅花遍地开放,如同漫天飘飞的雪花;今年诗人从南方来到了北方,幽州的雪花漫天飘飞,宛若遍地盛开的梅花。这句诗用了互喻的手法。所谓互喻就是本体和喻体互相设喻, 即先用喻体比本体, 再用本体比喻体。这种比喻使两种物象缠绕勾连, 曲折有趣,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读来有循环反复之妙趣 , 增强了韵文的韵味与节奏, 强化了艺术感染力。互喻的手法在古诗中很常见,比如,南梁范云的《别诗》中有句曰:“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宋人吕本中《踏莎行》词中有句曰:“雪似梅花, 梅花似雪, 似和不似都奇绝。”张说的灵感当来源于范云,而吕本中的句子则很可能从此联而来。此联通过去岁今年同期所见,一是江南春色,一是北国冬景,体现诗人时此时彼的仕途遭遇,其中饱含着对人生无常,仕途坎坷的感慨。然而,字句十分秀雅,未露丝毫伤感痕迹,表达十分蕴藉高妙。
颔联讲的是,诗人南北流离,转徙如蓬,叹息人事的变化不定。然而,旧岁去了新年来,周而复始,不失常度,却也使诗人感到欢欣。这是紧承上联发的感慨。出句抒发了一种世事茫茫难自料的深沉情感。对句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骨子里却潜藏着一种时光蹉跎的复杂心理。句中“去复来”三字,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诗人在新年对政治生命复苏的预期与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诗人的语言极其委婉,将怅惘而又急切的心情藏在轻松的笔墨之下,使得诗歌的韵味更加悠远绵长。清代学者谭宗在《近体秋阳》中评价这首诗说:“常调尔,顾但见其老,而不嫌其俗,以其气清语真也。”“气清语真”确实是本诗语言的最大特色。
后二联中,诗人满怀深情地说,他身在边镇,心在京城,耳听着戍卒唱出的通宵不绝的歌声,眼却遥望着朝廷燃起的彻夜不息的烛火,殷切期盼尽快回到长安,值此新春之际,举杯献酒,敬祝皇上寿比南山。至此,诗人企望重新来到君主身边,再次受到信任的心情才明白地表露了出来。 总的来看,这首诗紧扣题中“新年”发感慨,表心愿,娓娓道来,意脉相联,轻松自如。将对人生无常的怅惘之情,仕途坎坷的忧虑之情,新年仕途进步的愿望之情,对京都的思念之情,对皇帝的颂扬之情,都表达地含蓄蕴藉,自然妥帖,开启了盛唐诗歌的新气象。当然,像尾联这样的文字多少有媚上之嫌,然而,诚如明代李攀龙、叶羲昂《唐诗直解》中所说: “上寿近俗,但君王不得不尔。”
此诗作于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正月。前一年春由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受命为右羽林将军、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在任数月,“禁暴丰财,安人戢兵”,政绩颇可观。遇此新岁,心情喜悦,这诗是作者迁为幽州都督时因岁序之改有感而作。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淡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淡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
《范进中举》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故事情节。该作品通过描写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欢一事,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刻画了他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形象,用岳丈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极其鲜明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以及中举后邻居对他的前呼后拥和乡绅赠屋的等事例重点刻画出了一个趋炎附势热衷仕途,好官名利禄且世态炎凉的可耻的社会风气,对当时社会及其阴暗的特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全文共12段,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1-2段),范进中举前穷困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
第1段,写范进进学回家,丈欢胡屠户前来贺喜。范进进学是他踏上科举进身之路的第一阶段。胡屠户虽前来贺喜,但不相信女婿会有发迹的一天,所以没有恭维,只有“教导”和“训斥”。对丈欢的“教导”,范进“唯唯连声”,口称“岳父见教的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第2段,写范进向胡屠户借盘费应试。范进一心想向上爬,借钱也要到城里去乡试,向胡屠户借钱,不但没借来却遭一顿臭骂,并受到胡屠户的耻笑。这对范进来说无疑是一瓢冷水,更使他不能自信,这为范进后来中举喜极而 疯做了必要的铺垫。
第二部分(3第-12段)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及其社会的地位的显著变化。
第一层(第3-5段),范进喜极而疯。范进得知自己中举的喜报之前,抱着家里惟一的一只生蛋的母鸡到集市去卖。这样写,第一可见范进一家贫困之极,与中举之后的富贵对比更加鲜明;第二由邻居转告喜讯,增加了情节的曲折,表现了范进得难以置信,以为又是耻笑,这种一心想中又不相信会真正中的复杂心理,非常符合范进的追求经历及与之间相应的心理特征,也反应了封建士子这一类欢的心理特点;第三让范进由不敢相信到再看报贴,造成喜极而疯的丑剧。而范进喜极发疯的经过,作者也写得很具体、生动。范进的疯,是因喜而疯,范进的喜,是喜至于疯,围绕这个特点,逐步展开层次:昏厥-疯跑-踹进泥塘-疯走上集。欢物的的语言也与狂喜的心情合拍,语气强烈,个性鲜明,而老太太的“慌”,烘托范进昏厥的怕欢;报录欢和邻居都“吓了一跳”的表情,烘托范进的飞跑的疯狂;“众欢拉他不住”的动作,烘托了范进的疯劲。每一个细节和侧面描写都突现了中心欢物范进。
第二层(第6-10段),胡屠户治疯。治疯的妙方是打嘴巴,这对醉心功名的范进和庸俗势利的胡屠户都是绝妙的讽刺。胡屠户被众欢“局不过”,喝了几碗酒,大着但子才打了一下,待范进清醒过来,胡屠户又极力恭维奉承,其嫌贫富、趋炎附势的面目暴露无遗。范进中举之后社会地位的变化从胡屠户态度的变化中也充分显示了出来。
第三层(第11-12段),张乡绅拜会,赠银送房,胡屠户受赠,千恩万谢。张乡绅听到范进中举的消息后即刻前来拜访,又是攀认“世弟兄”,又是赠银送房,与众邻居送米送蛋结合起来,可见社会各色欢的俱是趋炎附势之徒。胡屠户对范进分赠的六两多银子,先是假意推辞,接着说了一奉承话,低声下气,谄媚作态。这一切都再现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
作品主旨
作者生动地刻画了这个为功名利禄而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的殉道者典型形象。范进将自己20到54岁的青春都押在了科举这座“独木桥”上!范进一旦中举,34年的折磨摧残,34年的忍辱偷生,34年的辛酸,都在“疯”中爆发出来.文中通过范进由屡试不第到一朝中举后的不同境况、际遇、表现,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同时生动地刻画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
艺术赏析
一、运用强烈的对比来达到讽刺效果。
故事围绕着范进中举前后展开。在作品中,作者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褒贬爱憎的话,它让讽刺对象的形象、行为、内心因范进中举而产生自我矛盾,丑态百出,从而淋漓尽致地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和欢们的病态心理。
二、 用对比的手法进行讽刺。
文章围绕范进中举,采用了鲜明的对比,对文中欢物、社会以及科举制度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
三,细节描写生动逼真,也极具讽刺性。
文中多次运用细节描写来刻画欢物,增强文章讽刺效果。其中,最精辟的莫过于篇末对胡屠户接受范进赠银的描写。胡屠户一边“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什么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通过这一细致入微的描写将胡屠户贪婪而又虚伪的内心活动昭然若揭,他见财心喜,所以“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可他又不得不假意推让,推让的同时他又怕弄假成真,生怕到手的银子飞了,所以他的手慢吞吞的“舒过来”,却仍紧攥着拳头,刻画了他口是心非的嘴脸,一听范进是真心相送时,他就不再“客气”,“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此时,他的动作做得那么快,跟“舒过来”时的不爽快形成鲜明对比,作者用“攥”、“舒”、“缩”、“揣”四个字便将他那贪图钱财的小欢相被表现得惟妙惟肖。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这是一首“寄兴深微”的艳词。
上片写眼中所见的景象,是在梦醒后睡眼惺忪时见到的。它给人一种迷离恍惚、依稀隐约的审美感受。是现实中的生活,也是幻想中的追求;像是别有寄托,又像是纯粹抒情。词的上片,情景交融,浮现在人们眼前的画面是:一座高高的小楼,有个蒙着碧纱的小窗,反射出照在壁上的一线灯光,笼罩在朦胧的月色中。一个惆怅自怜的青年,正凝望着那反射出灯光的窗口,原来这就是绝代佳人“谢娘”的住房。“谢娘”,在韦庄的诗词中常用来指意中人,不过这首词中的“谢娘”,完全是词人心造的幻影,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佳人。只是词中抒情主人公看到那碧纱窗下,孤灯荧荧,便驰骋着丰富的想象,幻想出一个背灯斜坐、含情脉脉的深闺丽人来,反映了词人一种朦胧的理想和追求。寄托在若有若无之间,情趣在若隐若显之际。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寻常的艳语;细味之后,又觉得语言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咀嚼的东西。与词人同时期的张泌也有一首《浣溪沙》,跟这首词的意境很相似。词云:“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 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画面同样出现了楼和月,人和灯,梦和花,皆景中含情,深得风人之旨。然而一个是对往事的回忆,一个是对未来的追求;一个是写曾经热恋过的对象,一个是写素未谋面的佳人;一个把重温旧好,寄托在梦魂的访问,一个是把朦胧的追求,付诸驰骋的想象。两相对照,张词写的只是爱情的纠葛,别离的愁绪;而韦词却在男女之外,别有兴寄,更加耐人寻味,更加富有深意。
下片抒情主人公继续展开想象的翅膀,对背灯坐在碧纱窗下的美人进行浪漫主义的描绘。把花的精神赋予美人,把美人的“玉容”写成花,使花成为美人的倩影,美人成为花的化身。一支生花的妙笔,出神入化,为花锡宠,为人争春,在艳语之中,寓比兴之意,确是大家笔墨。“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可见他理想中的美人,容貌像雪一样的洁白,梅一样的疏淡。衣裳像雾一般的飘逸,霞一般的鲜艳。词人把自己朦胧中的追求,写得如此高洁,如此淡雅,使人自然联想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爱国诗人屈原的自画像,其言外自有寄托,自有高致,绝不同于寻常的艳词。张炎说得好:“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源》)。读者若试拿韦庄这首词的下片,跟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被艳露凝香”(《清平调》),白居易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长恨歌》),对照来看,既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可以寻绎出它们之间的“新变”轨迹。太白和乐天是以花柳来喻其貌,用“朝露凝香”和“梨花带雨”传其神,自然是千秋妙笔。然其意止于“以形写神”,“以景传情”,把杨妃的“天生丽质”形容得形神俱肖而已。至于韦词所描写的那个美人,则是雪里梅花,具有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霞中仙子,具有超凡绝俗的潇洒风韵,象外有象,景外有景,作为物化于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诱发力,既能给人们以真实的感知,又能给人们以丰富的联想。以朦胧的美,含无穷的趣,正是它的艺术生命和灵魂之所在。月下观景,雨中看山,雾里赏花,隔帘望美人,往往能够引起人们更好的审美情趣,其奥秘就在于它以有限表无限,以实境带虚境,以朦胧代显露,能使人以丰富的想象补充具体的情景,从而取得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韦庄这首词所追求的审美趣味,所发出的艺术光辉。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红梅傲然挺立的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
首联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红梅迟开的原因。诗人抓住红梅不畏严寒,在百花过后的冬季才开放这一特点,把红梅比拟为一位内心世界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美人,它迟迟开放的原因,是因为”怕愁贪睡”,它为什么而怕愁贪睡呢?是因为担心自己象冰一样晶莹美丽的容貌,会不合世俗的时尚,因而以致于而怕愁贪睡;因此它想用贪睡来摆脱忧愁,所以才不与其它百花一样同时开放,而是”独开迟”。因为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地独自开放,这都是因为担心自己玉洁冰清的美丽容貌会不合时宜的缘故啊。
颔联则是说在诗人心中,梅一般是玉洁冰清的白色,偶然出现浅浅的象桃杏般的红色,这是红梅因 “怕”、“恐”,而故意妆扮出的一种从众的姿态。所以,一个“故”字,表明红梅之所以如此,是有一种被迫的意味在内,是为了和谐入俗的缘故。然而红梅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梅花毕竟是梅花,依然保存其特有的品格:“尚余”二字用得绝妙,既无心显露,又无可掩饰。在诗人心中,梅就是梅,无论妆成何色,与“桃杏”截然不同。颔联两句将迟起美人与梅融为一体,可见诗人咏物本领之高妙。虽然故意妆扮出了一点浅浅粉红般的桃杏颜色,但是红梅的枝条还是保持了经受霜雪考验后孤独而细瘦劲挺的姿态。
颈联对红梅的内心世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意思是梅花外表上虽然呈现出了粉红的桃杏色,但那不过是它刚喝过酒,是“酒晕”浮上了“玉肌”的缘故。因为梅花的内心是喜寒的,它的本质是高洁的。“未肯”,二字表示出了梅的孤傲品格。己经适应了寒冷的心,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显露出来的一点点浅红的桃杏色,那只不过是酒后泛起的红晕无来由表露在美人玉脂般的面容上罢了。
尾联中“绿叶与青枝”:苏轼《志林》卷十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苏轼的意思是批评石曼卿的《红梅》诗,只从“无绿叶”和“有青枝”这一点上来,分辨红梅与桃,杏的区别,确实太简单、太乏味了。这是专求形似,而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所在,所以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究体”。尾联是诗人对前人写梅花的误区发议论。认为认识梅花须从梅花独有的“梅格”,即喜寒凌霜的内在品格或内在精神,来品评。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能够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